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徽州发生洪涝灾害。当地官府积极动员士绅与在外徽商，共同筹银出谷，开展灾后救助。不料，休宁县屯溪镇在通商平粜（官府在荒年缺粮时，将粮仓存粮平价出售）时却发生了一场纠纷。

　　纠纷骤起

　　八月初一，屯溪居民吴士林向休宁县衙告状，称不满当地官府的平粜限制而告之公堂。一告当地平粜局，认为其平粜规定不合理，不能满足灾民的基本需求。吴士林自称上有老下有小，因食口众多，“满拟多籴”，“讵局员不准多籴”。二告当地巡警局，挟私偏袒、欺侮孤儿寡母，不问青红皂白“纵勇重伤”他，迫使他“久溷局中”，要求巡警局给出说法。

　　听闻受灾孤儿寡母在买米时受欺辱，众人愤愤不平，纷纷上访县衙要求秉公平粜，惩处挟私偏袒的警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徽州府又陆续收到屯溪德厚昌商号店主曹绅英、程震盈等人“具禀”的诉状，状告巡警局官员任恒智“嗜烟纵赌”“收受赌规”“纵勇滋事”，要求对任恒智停职撤换，警捐不认，任恒智所在的巡警局应“解散停巡”。

　　抽丝剥茧

　　接到休宁县禀报后，徽州知府刘汝骥一方面派员展开调查，另一方面安排人员安抚纾解民众情绪，尽快恢复平粜秩序。

　　关于吴士林与平粜局、巡警局之间的纠纷，经调查：休宁县孀妇吴程氏抱着幼子吴园林携带长子吴士林前往平粜局买米，因食口众多“满拟多籴”，但平粜义绅不允许，吴程氏“信口嫚骂”，吴士林与执勤警勇互相扭打。

　　刘汝骥认为，眼下家家户户缺食少粮，官府组织义绅商贾出银出谷来通商平粜，就是为了防止饿殍满野、哀鸿遍地。大灾面前谷物有限，不可能按人分摊，只能按户统筹救急。如果“任人多籴”，不仅无法满足所有受灾户，还有可能让不法奸商囤积转售，导致“强者籍以取利，弱者转无从得食”。“屯溪穷民不下数百户，皆无异言，何以尔子不遵约束，必欲多籴？”

　　故此，刘汝骥认为吴士林母子“不遵约束，必欲多籴”，在平粜中纠缠不休，平粜人员“喝之”“斥退阻之”符合情理。

　　尽管平粜之争由吴士林母子“必欲多籴”引发，那么，巡警局是否存在“纵勇滋事”之过？

　　刘汝骥从查明伤情轻重和伤人者有无过错入手。“嗣经该县刘令禀覆：‘吴士林伤已验明，惟左肋拳伤一处，别无伤痕。讯系警勇费志发、李荣生二人所殴，当予分别责惩。任弁（任恒智）喝令一节实无其事’。”也就是说，警勇伤人情况属实，但只有“左肋拳伤一处，别无伤痕”，并非吴士林所控诉“殴伤重命危等情”，至于任恒智指使警勇伤人的控告则毫无根据。

　　那么，警勇伤人系谁之过？吴士林自辩“并无强籴滋闹情事”。刘汝骥审查后却认为，无论是吴母抱次子吴园林滞留平粜局要求买米，还是吴士林“久混局中，喊骂无状”缠闹，均属“再三强籴，不服禁止”的情形，过错在先。《违警律章程》规定：“官吏办公处所聚众喧哗，不服禁止者及当众詈骂人者，巡警本有弹压扭送之责。”据此，维持秩序的警勇自然有权当场处置，但“不应擅行殴人”。

　　妙招解疑

　　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因曹绅英等人越级上访，刘汝骥收到了“抚宪朱批”，要求其“据实禀复核办，毋稍徇庇”。为查明事实真相，刘汝骥特安排在平粜纠纷中与警勇发生冲突的李鸿麟参与查验。

　　经查，曹绅英并非首次控告。数月前其就告发任恒智嗜烟。当时“知府业经移请徽州营调验”，取有“却无嗜好切结在案”结论。

　　曹绅英旧案重提，刘汝骥决定“奉札后遵即重加调验”。一方面“移会徽州营札调来郡”查验复核以往结果，另一方面专门在府署中腾出一间房间，让李鸿麟与任恒智共寝其中，以此查验任恒智是否是嗜烟的“瘾君子”。

　　共寝前李鸿麟对任恒智周身彻查，防止“其怀挟代药品”。“四月初七辰刻入署，初十日午刻出署”，三天同宿同食，李鸿麟证实“入所之时遵示搜过，并无怀挟，终日相对共语，却又无倦容”。因此，任恒智根本不存在嗜烟成瘾的症状，控告任恒智嗜烟毫无事实根据。

　　关于任恒智是否“收受赌规”，刘汝骥经审查认为：“原禀既称有证有据，何不指其人以实之？应仍饬县随时访拿，果得有实据，与者受者即一并尽法惩治。”即如果有贿赂的真凭实据，可以将事实证据一并交由官府尽法惩治，无凭无据不予采信。

　　那么，曹绅英为何对任恒智穷追不舍？刘汝骥命人仔细查访，终于寻到蛛丝马迹。此前，曹绅英在请巡警局差人帮助自家商号押运货物时与其发生冲突，为方便今后行事，曹绅英想通过举报，撤下任恒智，换上心腹张开元。不料却遭到义绅洪廷俊等人的强烈反对，洪廷俊等人认为任恒智“情形熟悉、缉捕勤能”，出具公函要求留任他。曹绅英对此耿耿于怀。此番平粜纷争骤起，平粜义绅恰好是洪廷俊，曹绅英觉得机会难得，“痛诋洪绅是其本意，并非与任弁为难，直与洪绅为难，其挟嫌倾轧之情，已昭然共见”。真相大白，曹绅英为一己私利，置抗灾平粜大事于不顾，捏造事实，企图诬告任恒智。

　　最终，刘汝骥作出判决：一是对纠纷中当事双方作出处理，吴士林受有微伤从宽免究，殴人警勇送县责惩。二是驳回德厚昌商号提出的撤换任恒智、警局停巡和不认警捐的诉请。并明理答疑“要政岂能因一二警勇殴人被拘，辙将全班停止巡缉……候札饬任外委即行照常梭巡查缉，以安商旅而戒不虞”。三是整顿巡警局，消除灾民因不满警勇而迁怒绅商的风险。

　　至此，这起由通商平粜引发的纠纷偃旗息鼓。

　　掩卷沉思

　　纵观该案审理过程，刘汝骥审时度势的综合分析、丝丝入扣的审理技艺，对当下矛盾纠纷化解仍具有启示意义。

　　一是精准把握情势、综合协调是息讼止争的基础。刘汝骥关注到按户平粜卖谷是纠纷产生的直接原因，在协调中把握住“平粜本有限制，不能任人多籴”的实情，同时又敏锐抓住防止灾年有人借平粜之机“囤积转售”发国难财，导致“强者籍以取利，弱者转无从得食”这一关键，循循诱导、据理劝阻，有理有节地维护了义绅和警勇正义之举。并果断批示：照常平粜，不得因噎废食。由此，维护了通商平粜秩序。

　　二是公道处置、平抑舆情是化解矛盾纠纷的关键。尽管吴士林母子无理取闹，但警勇释理不明鲁莽伤人也是事实。刘汝骥实事求是地作出“讯系警勇费志发、李荣生二人所殴，当予分别责惩”的决定，同时将殴人警勇“送县责惩”。而吴士林母子虽有“卧局滋闹”的违法犯科行径，但其家中“食口众多”也属实情，故“从宽免究”，使吴士林母子心悦诚服，反省自己“戏怒骂而破坏之”的违法行为。

　　三是公开透明、细致调查是分清是非责任的有效途径。曹绅英等人借平粜纠纷状告任恒智，并提出“解散停巡”等诉请。面对如此盘根错节的复杂案情，刘汝骥妙计巧施，让在平粜纠纷中与警勇发生冲突的李鸿麟参与调查，不仅增加审案的公开透明度，而且通过调查，厘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明晰是非责任，使当事人对裁判心服口服，实现案结事了。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