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五《户婚门》共收录翁甫判词18道。资料图片

　　以继承道统自居、身怀深厚儒学素养的南宋名公们，针对当时频发的民案，大多能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综合考量法律与人情下判，以求情法两尽，彻底解决纷争，并宣扬德化，大致符合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为官理念和司法追求。翁甫即是当时名公中的一员，也是南宋司法审判之参与者与实践者，字景山，号浩堂，福建武夷山人，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嘉熙中期担任南雄（今广东省南雄市）州学教授一职，淳祐中期转任西安县（位于今浙江省衢州市境内）县令，后任职登闻鼓院。历经多年的办案锤炼，翁甫形成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的案件裁判说理风格。

　　判词之引用

　　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五《户婚门》共收录18道翁甫判词，其中引用法条的有10道。相较于其他官员，翁甫在审判财产类纠纷案件中如此高频地引用法条是相对比较少见的，这与其长期担任地方亲民官有莫大之关系。在这18道判词中，以“僧归俗承分案”之判词最为典型，值得细品。因该判词不足800字，且读来通俗易懂，兹录全文如下：

　　“余观何氏之讼，有以见天道之不可欺，人伪之不可作也。何南夫生三男，长曰点，次曰大中，幼曰烈。大中出家死绝。点有子曰德懋，七岁而父母亡，十二岁而祖亡，藐然孤儿，茫无依归。烈乃德懋亲叔父，壮年当家，所宜抚育犹子，教以诗书，置其家室，以续乃兄宗祀，岂不仁至义尽矣乎！何南夫身殁才及两年，德懋忽出家，投常山县茗原寺为行童（据明本，“行童”疑作“童行”）。以十四岁小儿，弃骨肉，礼僧为师，在故家七十余里外，零丁孤苦，至今念之，使人恻然。死者有知，岂不含恨茹痛于九泉之下，何烈之设谋用计，何其忍哉？故国家立法有曰：诸诱引或抑令同居亲为童行、僧、道，规求财产者，杖一百，仍改正，赃重者坐赃论。正为此也。

　　自此何烈亦无亲子，遂抱养异姓子赵喜孙为男，晚年妾生一男，名乌老。德懋年齿渐老，颇知家世，始有不甘乃叔抑逼之心，遂于淳佑二年归俗长发，还与何烈同居。何烈年老依违，悍妻在傍，爱子在侧，不能明断勇决，区处德懋，分屋而居之，析田以赡之。德懋隐忍，不免袖手以待乃叔之死，叔死而讼兴矣。在法：诸僧、道犯罪还俗，而本家已分者，止据祖父财产众分见在者均分。何烈既已身亡，所有规求一节，且免尽法根究。其何氏见在物业，并合用子承父分法，作两分均擘。缪氏子母不晓事理，尚执遗嘱及关书一本，以为已分析之证。此皆何烈在日，作此妆点，不曾经官印押，岂可用私家之故纸，而乱公朝之明法乎？当职此判，非特为德懋计，亦所以为缪氏计。

　　传不云乎：蝮蛇螫手，壮士解腕。谓其所弃者小，所保者大也。德懋之归俗，其何烈身后之遗毒乎，缪氏子母何以御之？万一信唆教之言，不遵当职之判，越经上官，争讼不已，则何氏之业立见破荡尽净，此其事理之所必至也。案即今监族长并监乡司根刷何氏见在物业，索出产簿参对，与作两分均分，置立关书，析开户眼，当官印押，以绝两家之讼。所有喜孙虽异姓子，乃是何烈生前抱养，自从妻在从妻之条。备牓县门，申州并提举司照会。”

　　判词之分析

　　为了方便阅读，以上判词笔者分三段析之。该案为叔侄争产，事实较为简单。何南夫生有三男，大儿子生子德懋后早亡，二儿子“户绝”，三儿子何烈无亲子，抱养异姓子赵喜孙为男，晚年妾又生一男乌老。德懋七岁时父母双亡，十二岁祖父何南夫亡，便与叔父何烈共同生活。德懋和何烈本为何南夫遗产的共同继承人，但两年后，德懋突然出家，投常山县茗原寺为童行（尚未剃度的幼童或少年）。德懋年老方知晓身世，回想起当年被叔逼迫出家，心有不甘，遂于淳祐二年（1242年）还俗，与叔父一家分开居住。虽然叔父给了田产赡养他，但并未妥善解决祖父遗产问题。德懋当时隐忍不发，只待叔父死后才告官请求重新分割祖产。该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僧人还俗后对家族财产如何继承的问题，对此宋代已有明文规定，但翁甫并未直接引用法条简单下判了事，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说理，造就经典之判。从案发时间（理宗淳祐年间初期或中期）以及判文结尾“备牓县门，申州并提举司照会”来看，当时翁甫应该是在衢州西安县令任上审理此案的。

　　首先，翁甫开篇就指出“天道之不可欺，人伪之不可作”，用天道和人性作为判词的立论基础。天道在此判中的具体内涵是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纲常。判词云“烈乃德懋亲叔父，壮年当家，所宜抚育犹子，教以诗书，置其家室，以续乃兄宗祀，岂不仁至义尽矣乎！”这是陈述身为叔父的何烈本应履行的儒家伦理义务，而他却“设谋用计”令同居侄子出家，叔父“不仁不义”之态昭然若揭，可谓“义正辞严”，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天道建构起了判词立论的最高正当性基础，让案件裁判者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败诉方即便心有不甘也无从反驳。同时，天道需要以人伦作为切入点，在对叔父仁义皆失的行为进行批判的同时，翁甫从人之常情出发，以四字骈文的句法“动之以情”，唤起亲人间的良知，如“藐然孤儿，茫无依归”“零丁孤苦，至今念之，使人恻然”等语，获得更具体的情感共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再借古人对死者的敬畏之心，对叔父何烈“设谋用计”侵夺其亲侄财产的行为给予主观方面的定性，让叔父一家无地自容。因诉讼时何烈已故，死无对证。考虑到祖父亡故后两年德懋突然出家，翁甫只是推测这是出自于何烈的故意设计。虽然是裁判者的自由心证，但亦无相反的证据，足见司法官员个人经验的重要性。最后引出国法，将针对“诸诱引或抑令同居亲为童行、僧、道而规求财产”行为规定之法意和盘托出，让观者心口皆服。

　　接着，翁甫方才徐徐介绍基本案情，道出该案之所以到何烈死后才告官之原委：因叔母彪悍，叔父遗孤也长大成人，叔父年老无法做主，而且还给德懋田产以赡之，以上都是促使德懋隐忍不告的原因。然后笔锋一转，翁甫旋即搬出已有立法，主张均分祖父遗留下来的现有财产：“其何氏见在物业，并合用子承父分法，作两分均擘。”算是还了德懋迟来的公道。与此同时，对叔嫂提供支持其主张的“遗嘱及关书”这一关键证据进行了评价：“不曾经官印押，岂可用私家之故纸，而乱公朝之明法乎？”在肯定了官方认证遗嘱权威性的同时，对被告败诉之说理提供了论据支持。

　　最后，翁甫道出了此判之良苦用心：“非特为德懋计，亦所以为缪氏计。”这为判词作结定下了基调。到此并未结束，为了说服被告接受败诉之事实，翁甫又不厌其烦地进行商谈论证。他回归儒家经传，先以“蝮蛇螫手，壮士解腕”的古语，道出了背后的生活法则：所弃者小，所保者大也。此语出自《魏书·陈泰传》：“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壮士解其腕。’”劝慰缪氏母子要明白牺牲局部、顾全大局的道理。翁甫再结合本案，解释为何有此说法：“德懋之归俗，其何烈身后之遗毒乎，缪氏子母何以御之？”这在缪氏母子看来，翁甫又是站在被告方的角度发出灵魂拷问——德懋告官，就像是蝮蛇之毒，何烈生前没有很好地解决遗产纠纷，死后就连累了缪氏母子。此时原本被同情的德懋却被视为蝮蛇？如此“讨好”被告，难道不是官府故意“示弱”？这一说辞看似与前述论说自相矛盾，实则不然。在古代士大夫眼中，凡是兴讼者，本身就不值得褒扬。当时民间争言财利的“尚讼”风气正炽，以及越诉、妄诉现象对司法审判造成了极大冲击，尤其是江南各地健讼之风盛行，官府除了更加积极地应对蜂拥而至的司法案件外，还要以道德教化为本，全力劝解甚至打压兴讼之徒。于是，司法官员不惜对胜诉方进行适当地“否定性评价”，既敲打了兴讼者，又算是对被告方的心理安慰和适当补偿，可谓兼顾两造。接下来，官员必须警告败诉方不得越讼上告，缠讼不休。翁甫便从侧面申明了越诉妄诉之害：“万一信唆教之言，不遵当职之判，越经上官，争讼不已，则何氏之业立见破荡尽净，此其事理之所必至也。”他将缪氏子母服判息讼的决心同壮士断腕进行媲美，何人听到如此的夸赞不心悦诚服？再将“争讼不已”的直接恶报即“何氏之业尽净”直白地道出，何人听到如此危害不提早预防？这一说理论证先从满足对方的情绪价值出发，后从降低对方的心理预期入手，即先扬后抑，让败诉者输得心服口服。

　　判词之总结

　　纵观整篇判词，翁甫综合了判词最常见的三种说理之法：一是开宗明“义”，以天道伦理等直接表明制判论点。“僧归俗承分案”判词开头便是如此，后文或叙或议，始终不出天道人性之理。二是直引“法”条，依法下判。宋代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实行鞫谳分司制度，判词均大量援引法条，常会出现“在法”二字。“僧归俗承分案”判词据引两条法令，先确定子侄的继承权利资格，后解决如何分割遗产之法。法条清晰简明无可争议，可以直接下判。相对于其他民案，涉及身份和财产的家庭纠纷，直接援引法条作判既能直截了当地依法审理家务事，又能瞬间威慑争讼双方，及时快速消弭争端，不致连年累讼。三是先剖解案情，然后进行论证。“僧归俗承分案”判词的后半段判词即是如此：“自此何烈亦无亲子……叔死而讼兴矣。在法：……并合用子承父分法……而乱公朝之明法乎？当职此判”，先陈述案情、再检法阐述、又批驳证据、后下判做结，环环相扣。此三者综合为用，支撑起了全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可谓明智周全。

　　进言之，该判之所以具有代表南宋名公对民案如何下判的经典意义在于以下几点：其一，从说理风格而言，继承了唐代判词文采优美、简要用典之风，且发挥了情理法相融的论证风格，起到了“四两拨千斤”之效。“僧归俗承分案”的前半段判词：“死者有知，岂不含恨茹痛于九泉之下，何烈之设谋用计，何其忍哉？故国家立法有曰……”判词不足百字，翁甫先进行情感铺陈（死者含恨九泉），再转向道德批判（何其残忍），最后阐明立法原意（正为此也），充分体现了“情→理→法”的周圆逻辑，可谓唐判之改进升级版。其二，从说理语言上看，该判体现宋代“散判”之特点，即更侧重于口语化的感染力塑造，扬弃了唐判常以佶屈聱牙的用典且以四六字骈文的形式呈现的晦涩感。这突出表现为此判在句式选择上的多样性——既用陈述句来铺陈，又用祈使句进行谴责，如“以十四岁小儿，弃骨肉……使人恻然。”亦有疑问句表达共情，如“缪氏子母何以御之？”还有感叹句的反讽，如“岂不仁至义尽矣乎！”更表现为词语选用上的通俗化，如“亲叔父”“悍妻”“不晓事理”“遗毒”“唆教”“破荡尽净”等等，完全充溢着生活化和情感化的“拉家常”式表达，很容易让争讼双方以及百姓和官员实现情感共鸣，体现了官方“务实”之态。其三，从说理方式而言，理性分析与情感说教结合，两造和大众兼顾。“僧归俗承分案”判词先责之以礼，再动之以情，后陈之以实，再论之以法，后晓之利害，可谓不厌其烦，耐心十足。同时还不忘恩威并施，既对原、被告之行为进行谴责，又不忘考虑被告遗孀及其身后事，抑扬结合，拉近了争讼双方或普通百姓与司法官员的距离，为官府树立了更加亲民的形象，使官员更容易施政。

　　总之，该案可谓宋代民间细故纠纷之常态，地方司法官员为此等乡民百姓下判，无不心怀体恤，以说服感化为主，在法有明规之时即时下判，判词说理总体上做到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行之以法、诱之以利，在论证上发挥逻辑性（理性）和情感性（感性）的双重优势，在行文上吸取说服力（裁判）和感染力（教化）并重之长，果断迅捷，以绝两造之怨，以全人伦之美，故此民事判决对今天在判决书中加强释法说理的效果依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广州商学院；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