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解决执行难”过后,如何向着“切实解决执行难”继续迈进?
面对记者抛出的问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执行局局长危辉星沉思了几秒钟:“这也是浙江法院从2018年探索至今的问题。”
随着浙江深化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优化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现场会召开,浙江法院一年多来的执行工作成效迎来一场“大检阅”——
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打响终本出清“攻坚战”,累计清理“库存”案件15.20万件;
今年1至6月,首次执行案件终本率同比下降20.54个百分点;平均执行结案用时49.79天,同比提速10.8%;
帮助近8000家企业恢复信用,移出失信名单超4万人次;
……
质效持续向好,原因来自这个名叫“一件事”的执行改革。
何为“一件事”?源于2016年浙江开展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在行政事项办理中服务老百姓“一窗受理、一次办结”。随后,浙江法院开启当事人“一件事”改革,旨在用最少流程、最短时间、最优服务,一揽子解决当事人的司法需求,执行“一件事”改革随之开启。
今年伊始,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领域重点工作进行专题部署,浙江法院顺势而为,在改革创新中不断探索丰富“一件事”改革新的内涵。
解决执行难,如何在“一件事”改革中见真章、提质效?在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一系列敢为人先的故事,正在上演。
从“办理”到“治理”:攻坚执行难,弘扬新时代执行版“枫桥经验”
早上10点多,长兴县虹星桥镇宋高村党总支书记胡万传的手机响了。
“本村村民吴某涉及一起借贷案件,需要履行还款义务。”一条消息从长兴县人民法院执行应用平台传来。
“收到。”胡万传像往常一样立即作出回复。接下来,他准备先阅读法院推送的文书材料、了解案情,下午再去吴某家坐坐,劝他早日履行。
诚信履行,执行“一件事”改革的首要目标。
“只有形成人人都讲诚信的社会环境,才能从源头减少执行案件的产生,最终实现‘执行不难’。”在危辉星看来,解决执行案件长期高位运行的问题,必须加强联动共治,促进诚信体系建设。
在浙江高院的指导下,长兴法院先行先试,探索县委领导、各镇村全面参与的三级联动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机制。
“当前,长兴法院已经完成历年执行案件、督促执行案件‘大起底’,并按照义务人户籍划分给各乡镇。”长兴法院院长闵海峰介绍,法院还建立了多个执行团队与乡镇一一对应,协同开展查人找物、约谈督促。
拿出手机,长兴法院执行局局长余有国演示着如何在线形成“联动”——
法官作出判决后在应用上发起执行督促,系统会自动用短信提醒当事人上线对话、登记履行信息,同时提醒对应的执行团队、镇村联络员参与执前督促,引导当事人按期履行。
这一联动填补了案件“判决后”到“执行前”的空白。审判和执行及时沟通,法院和镇村有效配合,共同督促履行,从源头减少“执行难”。
“依靠熟悉情况的广大干部群众协助执行,不仅增加了执行力量,更能精准找到问题症结、促进协商和解。”
作为第一个试点镇,虹星桥镇党委书记卢志刚最开始担心“出力不讨好”。眼看着本镇的执行案件越来越少、治安越来越好、村民精神面貌越来越好,他的态度也愈发笃定:“综合治理执行难,对基层来说是赋能,不是负担。”
“通过三级联动,各党组织能及时掌握本辖区未履行案件数量,了解纠纷成因和所属行业,实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预防、早化解。”在卢志刚看来,这是新时代执行版“枫桥经验”。“个案办理”与“社会治理”的双向互动,为基层打开了新的思路。
从“无期”到“可期”:打开“终本库”,老百姓实现胜诉权益迎来曙光
终本案件——法院采取常规执行措施后仍然无法执行到位的案件,件件都是老百姓的急难愁盼。
浙江高院执行实施处副处长冯秀成介绍,终本案件中既有法院内外因素导致的“执行难”,也有被执行人完全丧失履行能力的“执行不能”。
去年以来,浙江法院大力开展“终本清仓”,将资源力量集中到“执行难”,确保绝大多数案件有效执行。老百姓一度“遥遥无期”的胜诉权益,迎来曙光。
2023年初,浙江省委改革办印发《深化执行“一件事”改革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各级党委领导下的终本出清机制全覆盖”的目标。
在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柳启东看来,丽水“终本出清”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党委直接领导和社会广泛参与。
一个个“终本案件”摆上办公桌,市县两级党政主要领导参与执行“包案”,带头领办疑难复杂案件。走进庆元县安南乡人大主席吴汝明的宿舍,墙上贴着两排八米长醒目的红纸,密密麻麻写满了终本案件的信息和解决方法。丽水中院执行局局长任荣慢慢发现,乡镇干部已经把“终本出清”干成了基层的“分内事”。
截至目前,丽水法院“出清”终本案件3.6万件,其中10年以上积案1.1万件,20年以上积案近4000件。
在桐庐县,一场“以办好关键小案回应群众需求、以终本清仓推动基层治理”的行动拉开了帷幕。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书记“包案”,滚动下发“终本清仓”任务清单,通过镇村“人熟地熟情况熟”优势及“乡贤乡望”影响,助力查人找物、执行和解。
“执行难”有序出清,剩下的“执行不能”怎么办?
“‘执行不能’不是人民法院执行不力,而是由正常商业风险、交易风险造成的。”冯秀成说,浙江法院通过“执破融合”进一步挤压“终本库”里的水分,在破产程序中清理“执行不能”,实现市场主体有序出清。
商业风险还需商业化的“解法”。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陈斌介绍,温州法院探索执行、破产法官共组合议庭办理破产案件,引导企业通过破产走出执行困境、重获新生。在破产程序中沿用执行评估、审计等工作成果,弥补破产审查、财产处置周期长的短板,加速兑现债权人权益。
对于“诚信而不幸”的个人,温州法院积极开展个人债务清理。借鉴破产法企业重整与债务免除理念,借助执行程序执行和解、分配等制度,探索以自然人作为被执行人的“终本出清”路径。
大量“执行不能”的小额借贷和信用卡纠纷涌入,挤压着有限的司法资源。温州法院建立预查废机制,在立案环节甄别出金融债务纠纷中的“失能人员”,向金融机构出具预查废证明用以核销不良债务,避免了大量案件为取得不良债务证明而进入“无效”的执行程序。
从“单一”到“交叉”:直面有财产可供执行但是存在干扰的“执行难”
象山县人民法院执行时查封了一块超亿元的工业用地。由于土地存在产权争议,迟迟无法分割和处置,导致案件进入僵局。
“很多问题,仅靠基层很难协调。”斟酌再三,象山法院决定报请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级执行。
今年以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被逐步“激活”,受到权力、人情、关系等各种因素制约而出现的“执行难”,有了新的解题思路。浙江法院也在深化执行“一件事”改革中,加大了交叉执行力度。
提级执行后,宁波中院深入调研,果断跳出了处置不动产的旧思路,引导鼓励案外人股东共同出力解决公司的执行难题。新思路使得案件“峰回路转”,圆满执结。
“新时代的交叉执行,包括督促执行、指令执行、提级执行、集中执行、协同执行等多种方式。”7月3日,最高法举行新闻发布会,再一次释放推进“交叉执行”的强烈信号。
从数据中明确改革方向,浙江高院有了新的发现——
首执案件中,超过40%的案件与其他执行案件存在关联,这也意味着重复查控的情况不在少数。于是,浙江法院开始探索从内部协作“一件事”入手,集中执行涉同一被执行人的关联案件,提高执行效率。
温州中院执行监督处处长叶建克介绍,温州法院正通过强化市域统管推进关联案件集中执行。在立案环节,对同一被执行人在全市范围内的关联案件自动检索,进而根据实际研判,将关联案件和财产集中到一家法院执行。
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执行案件,温州中院选择提级管理,统一调配全市力量协同执行。此外,还协同交管、公证等部门单位推出“市域云执车”模式,一站式解决全市范围内机动车扣押、存放、拍卖问题。
实践证明,交叉执行是目前更符合执行工作规律的法院内审执分离。今年前五个月,温州法院执行到位率同比上升13.55个百分点。
“正是交叉执行产生的‘鲶鱼效应’,激活了当前执行工作的‘一池春水’。”叶建克信心满满。
从“一件”到“一键”:数字赋能,让执行“一件事”由设想变成现实
“我们全天候、全方位支持执行。”杭州市萧山区公安分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王卫忠讲述着与法院合作的日常。
杭州法院突出执行刚性,开展执行外部协同“一件事”改革,有效联动公安、检察等部门,建立司法拘留、打击拒执犯罪联动机制,用足最强执行措施。
“今年,我们与公安完善了信息查询、人财查控、布控拘留、局所对接、拒执打击等五项协作细则。”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俞剑锋介绍。萧山区法院依托执行“一件事”信息化平台,与有关部门围绕“司法拘留”“院所合作矛盾化解”“拒执打击”等事项建立合作场景,进一步打破了数据壁垒、增强了协作质效。
这是数字赋能带来的“利好”。截至目前,浙江建成全省通用的“智慧执行”在线办案系统,实现了法院外部资源全方位聚合、内部办案一体化协同、全链条强化执行监督管理。各地法院踊跃贡献智慧,在系统上开发建设更多“一件事”创新应用场景。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开发“被执行人资金流水分析应用”,自动分析、一键秒算银行和第三方支付平台数据,精准识别被执行人高消费行为。瓯海区法院执行局局长陈相隆表示,这解决了以往被执行人财产流转痕迹查询、资金流水分析的难题,为打击拒执犯罪提供了有力支持。
推动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奔着问题去、向着难题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健全国家执行体制,对执行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执行难,必须“破局”。
“胜诉权益能否高效兑现,不仅关乎营商环境,更关乎党的执政根基。”浙江高院院长李占国表示,综合治理执行难,联动攻坚要再发力,法院主责要再压实,要以执行“一件事”改革的切实成效,从预防、治理、化解各环节入手,打好这场关乎民心民愿、关乎公平正义的攻坚战。
实践已证明,切实解决执行难的“浙江探索”初见成效,改革虽依然在路上,但更多的司法红利值得你我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