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华 文/图

　　6月22日，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十年前的这一天，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也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大运河促进了两岸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这离不开法律的治理，在绍兴浙东运河博物馆，笔者看到山会水则碑（见图）、宁波奉宪勒石碑等，它们记载着古人依法治理大运河的历史。

　　漕运机构及规章制度

　　古代运河的发展与漕运息息相关。漕运是朝廷组织的将征收来的部分粮食，通过水路，运往都城或其它指定地点的一种运输方式。为保证漕粮运输的顺利完成，自隋代以来，历代都设立机构并制定法律，对漕粮的征收、运输、交仓和赋税进行严格的管理。

　　隋代以前，设职官主管河道修防。隋代以后，开始设立运河与漕运兼管的机构。唐代在工部下设水部，负责水利行政管理；另设都水监，负责水利工程建设。宋代设汴河堤岸司、都水使者，负责运河工程事务；设排岸司，负责漕粮入仓交卸事务。后又设提举司，专门管理杭州至瓜洲的运河船闸。最终形成排岸司与提举司共同负责漕运事务的局面。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开始设漕运总兵官掌漕运河道之事，简称总理河道或总河。总河以下按运道各段设分司，分司一职多由工部都水司派遣。沿运河各省也分派地方官员参与河道管理，这种由朝廷与地方组成的运河行政管理体系沿袭至清代。

　　关于漕运管理的法律，清代最为完备，有专项法典、部门规章和地方政令等。

　　康熙六年（1667年）十二月，康熙帝下令纂修《漕运议单》，雍正十二年（1734年），《漕运全书》颁布，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刊印《钦定户部漕运全书》，这些议单、全书对漕粮征收数额、交兑方式、漕粮运输、水工管理、运河屯田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涉及漕运各个方面。《大清会典》是清代的行政法典，光绪年间《大清会典事例》中的《漕运篇》，有48项制度涉及漕运，如漕运仓库的清查、粮船事故的处理等。

　　清代的六部、大理寺、都察院等部院制定的则例，许多涉及漕运，如营建制造、物价、财务扣留支放、河闸开闭、奏报考成、官丁奖恤、通漕例禁、禁止偷漏等。除了部门管理规章外还有地方政令，如咸丰元年（1851年）震泽县贴出的漕运执法告示：“业主该田，赡家完赋；佃户选米，赶早交租。如敢拖欠，自取灾祸，经业指告，立刻拘捕。当堂痛或以墩锁，受此官刑，租仍追捕，不如完租，免得受苦。”

　　闸坝开闭及水源调配

　　大运河沿岸水闸众多，朝廷制定了多项措施，对船只过闸、漕船规格及货物税收等作了限制。《元史·河渠志》记载了会通河水闸限制船只的措施，在沽头闸（运河闸名）处放一个小闸，200料（料为衡量船只大小的计算单位）以上的船，不可在此处行运。明代对漕船的尺寸和运载量有严格的规定，如水闸的宽度为12英尺，漕船的标准宽度应为9.2英尺；标准漕船的载重量为400石（一石约120斤）。

　　在闸卡收税，可防止偷税漏税，明代运河船只税收有五种：一是官钞税。载重100石的船只，每通过大运河的一段，缴纳100贯铜钱。二是通行税。根据船头的宽度和运载能力征收。三是抽分税。只对木材、竹子、铁、钉子等造船物品征收。四是货物税。除农具和教育用品外，其他所有在市场上出售的物品都必须交此税。五是土地税。即用漕粮来交土地税。

　　水资源调配涉及农田灌溉用水、湖泊补水等，对其进行合理配置，有利于运河的开发利用。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绍兴知府戴琥根据治水经验，立山会水则碑于河中，后人依此管理玉山斗门的启闭，调整山会平原河网高、中、低田的灌溉和航运。这是山会平原河网系统有效管理的标志，也是绍兴水利史上的一个杰作。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朝廷制定运河用水总政策：每年三月初一至五月十五，三日放水济运，一日塞口灌田，即“放三堵一”“大流济运，余水灌田”。清乾隆年间规定，漕运期间，民闸暂闭。

　　由于运河自南而北，经过不同的地区，降雨量差异大，河水流量不均，需要调配水量，维持通航。明代规定，杭州至无锡运段，运河水源由太湖补给；常州至镇江段，由练湖补水，也靠江潮入运河接济；仪征瓜洲至扬州段，由扬州诸塘补水调蓄……临清至天津段，由卫漳两河济运。以此保证运河的通畅。

　　安全护卫及法律处罚

　　为了保证漕运安全，运河管理方法不断创新。

　　从唐代开始，治河与漕运职能分开，负责漕运的官员要制定跨区域漕运路线，并确保安全，其具体职责有：查验接收、保护管理、转运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粮食和朝贡物品；安排人员押运、护送；防止沿途村民随意截水灌溉农田等。

　　浙东运河的维护修理主要有官府组织和民间捐修两类。自汉至南宋各历史时期，官方均对浙东运河直接管理，各段运河有军队专事维护、疏浚，实行准军事化的运河航运管理制度。与此同时，士绅、作坊业主等民间力量广泛参与纤道堰桥的修建。

　　宋代漕运的基层单位是“纲”，每纲都有各自的船队、船员。据《宋史》记载：“押汴河江南、荆湖纲运，七分差三班使臣，三分军大将、殿侍。”负责运输江南纲、荆湖纲运（即运输粮饷）的人，70%归三班使臣管理，30%归大将、殿侍管理，即70%为民夫，30%为兵夫。

　　明嘉靖时期，漕运总督下设的分支机构漕储道负责运河保卫事务。此外，在运河沿线城市安排了卫所军队驻扎，如德州卫、临清卫、杭州卫等。清代，漕运总督属下有7个水师营，每个营有兵卒4000人，其中左、中、右3营负责河道运输安全。

　　为加强对运河的保护，对在治运治漕中违法人员，一旦察知，便采取“即行革职，交部议处”“枷号河干，不准留工”“革职拿办，籍没入官”等一系列惩治措施。

　　对怠修河堤的，明代规定：“凡不修河防及修而失时者，提调官吏笞五十；若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杖六十。”《清宣宗实录》载有河工挟妓饮酒一案，处理结果是：“详细严讯，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奏，断不可因人数众多，稍涉含混。或意存瞻徇，致有不实不尽，必将彻底根究，以成信谳。”对私自启闸的，清代规定，闸官泄水失误者，革职；上级官员督察不力者，降一级留任。对贪污的，清代规定，“河工承修各员……如有奸民串保领银，侵分入己者……倘有徇纵等情，亦即查参交部议处。”对收受贿赂的官员惩治亦严厉。如对河官严烺“收受各厅江封银两”之事，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五月二十日宣宗下旨“查办”。

　　对破坏运河秩序的行为也有具体规定，对盗决堤防的，清代规定：“若因盗决而致水势涨漫，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淹没田禾，计物价重于杖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徒三年。”即淹没田禾的损失计算出来后，要按获赃标准追责。对阻绝水源的，明代规定：“凡故决山东南旺湖、沛县昭阳湖堤岸，及阻绝山东泰山等处泉源者，为首之人并遣充军。军人犯者，徙于边卫。”平民犯者充军，军人犯者发配边疆。对在河道乱建的，清代规定：“除现在已成房屋无碍堤工者，免其迁移外，如再有违禁增盖者，即行驱逐治罪。”对私垦湖塘的，明代规定：“苏州镇江等卫所地方，系官湖塘荡泊（运河储水处），多被奸顽之徒占为己业……事发勘问明白，依律议拟，审有力照例发落。”清雍正二年（1724年），针对一些监生抗漕闹事现象，雍正帝颁布谕令：“地丁漕米征收之时，劣生劣监迟延拖欠，不即输纳，大干法纪……立即严查，晓谕粮户，除去儒户官户名目。”

　　大运河流淌两千余年，始终在造福两岸人民，值得一代代人全力守护。

　　（作者单位：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