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明亮的教室里又传来了稚气的歌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杨伟锋在旁倾听，露出欣慰的笑容。在他的努力下，这家幼儿托育机构刚完成了一次艰难但圆满的重生。

　　时间回到2021年，高明某教育投资公司与某贸易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在承租场地内开设上述托育机构新校区。其后，教育投资公司以各种理由拖欠租金，贸易公司遂将其诉至高明法院。

　　2022年，高明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双方合同，教育投资公司需限期内返还场地，并支付所欠租金及场地占用费共计29.17万元。

　　今年4月，案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杨伟锋接手案件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调查，发现校区托管、早教等活动仍在开展。

　　“这么多孩子，我不会一走了之。”被执行人某教育投资公司的负责人钟先生细诉实情，“我不是恶意拖欠租金，这几年因投资其他生意失利，资金周转困难，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当初，钟先生曾倾注大量“心血”建设校区，光装修就花费超200万元。校区面临关闭，钟先生也万般不愿。

　　更令杨伟锋感到棘手的是，部分老师的工资同样处于被拖欠状态。此前托育机构以预收费形式收取了学生全年学费，校区即将倒闭的消息在家长群中“炸”开了锅，部分家长通过投诉反馈等方式要求退还学费。

　　杨伟锋分析，假设采取常规查封、清退等强制措施，一方面场地附带的家具、空调等资产总体价值不高，脱离装修单独进行房屋评估并不合理，也很难在拍卖后剥离装修交付原房屋，前期投入成本恐怕会付诸东流；另一方面，校区倒闭必然会引发家长申请退费、老师追讨工资等“连锁”纠纷，案结事不了。

　　如何充分落实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在兑现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找到多方共赢的最佳方案？

　　“既然场地、师资和生源都是现成的，或许可以尝试引入第三方接手，盘活资源来打破执行困局。”确定思路后，杨伟锋在本地教培服务行业圈内发出了接盘邀请。经过初筛后，杨伟锋和被执行人找到两家较有实力的公司进行洽谈。

　　“机构已产生的债务有多少？”“这个官司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的经营？”洽谈中，两家意向公司提出了不少问题。杨伟锋一一耐心回应：“如果案件顺利执结，法律纠纷解决了，家长也不会对教学质量产生质疑。”

　　经过2个多月、几十次沟通协调，最终其中一家公司愿意接手机构。但在承担债务方面，提出希望减免部分拖欠的租金。

　　“本来就占着场地，现在还要减少租金！”申请执行人一开始并不理解。

　　“意向公司在行业内比较有实力，虽然偿还拖欠租金的总额是少了，但他们同意往后月租在原来基础上增加2000元。退一步说，即使您收回场地另行出租，也会存在比较长的空档期，长远来说前者对您更有利。”杨伟锋仔细分析利弊。

　　最终，申请执行人同意以和解方式解决纠纷。6月8日，接手方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担保方及原机构股东签署了执行和解协议。一个月后，接手方清偿了债务和职工工资，并与申请执行人签署了租赁合同。至此，该案圆满执结。

　　“校区没有变，工作保住了，孩子们上课也没受影响，非常感谢你们！”在近日的回访中，一名老师开心地和杨伟锋说起现状。“我明天还来这里和小朋友玩！”临走时，小朋友跟妈妈撒娇，一番童言童语让杨伟锋感到为案件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值了！

　　以法治之力，护航一流营商环境。据统计，今年1月至11月，高明法院首次执行案件已结案4849件，执行到位金额14.6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