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源治理强调人民法院处理涉诉案件，既是化解矛盾纠纷，更是参与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方式，从源头上、本质上化解矛盾，坚持以更高质量的人民司法，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在全国法院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强调，抓实公正与效率，必须做实诉源治理，主动融入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不仅要办好每一起个案，更要针对个案、类案发生的原因，主动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强化综合治理，从根本上减少案件发生，以公正与效率的统一答好司法工作人民满意的时代问卷。

　　诉源治理是站在社会治理的视域之下，强调人民法院处理涉诉案件，既是化解矛盾纠纷，更是参与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方式。近年来，人民法院积极发挥司法职能，联动相关部门创新推进诉源治理工作机制，从源头上、本质上化解矛盾，坚持以更高质量的人民司法，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

　　要加强诉前调解，做好源头治理。伴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人们的法治观念、依法维权意识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在司法过程中提出了多元解纷、有效化解、源头治理等新的需求，对法治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因此人民法院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基点，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切入点，以防范化解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重大风险为着力点，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完善源头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格局，创新源头化解矛盾纠纷方法路径，健全源头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机制，加强重点领域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工作。主动回应群众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痛点难点，不仅在诉讼中评判事实、定分止争，也在矛盾发生之初介入干预，解读法条、释法明理，化解群众急难愁盼，从治病到治未病，为群众提供前置化解服务，最大限度减少人民损失。与此同时，应熟练运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诉讼服务站、跨域立案等媒介，掌握基层矛盾的主要类别和处理原则，加强类型化纠纷的源头性治理；深入街道社区、走进田间地头，把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带到群众身边，做好纠纷的预见性调解和全过程辅导，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使矛盾妥处在当下、化解在基层。对调解不成的民商事案件实行繁简分流，通过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督促程序以及速裁机制分流案件，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

　　要强化多元联动，提供一站式服务。面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变化，人民法院为群众提供了许多方便快捷、诉非衔接、线上线下联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建成联动资源最多、在线调解最全、服务对象最广的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始终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通过改革案件受理机制，创新开展一站式建设，加大立案、执行等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点环节改革力度，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贯彻到司法实践中。加强府院联动机制，强化法院与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团体等的协作，不断完善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推进人民调解组织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扩大人民调解组织协助人民法院解决纠纷的范围和规模。支持在纠纷易发多发领域创新发展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调解组织网络，发挥人民调解组织及时就地解决纠纷、源头化解矛盾的基础性作用。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商会、行业协会、调解协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商事仲裁机构等设立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向辖区机关、街道、村镇下沉，形成治理合力，构建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多元解纷大格局，为群众纠纷调和提供一条龙便捷服务。如劳动人事纷争，法院通过提供咨询引导、与人社部门高效对接，促使劳动争议前端化调解、劳动者及早拿到应得报酬；金融消费类案件，法院通过与各银行、金融监管部门建立联动工作模式，准确核算、信息共享，共同打造金融纠纷调处机制。同时，人民法院加强与辖区学校、医院、妇联等单位的交流联系，就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医疗纠纷化解、反家暴等专项法律问题进行调研座谈，提前预判、及时评估，防范重大风险；在巡回法庭、法官工作室、调解工作室开庭、调解之余，就地开展普法宣讲，通过案例分析、法规学习、咨询调解等方式为群众答疑解惑、调处矛盾，探索诉源治理的多元路径，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要增强司法调研，关注综合治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所倡导的非诉解纷，鼓励调解，符合老百姓“和为贵”的文化传统，也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诉源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人民法院亦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机构，更要积极发挥职能优势，将法治资源延伸至基层治理的最末端，为矛盾纠纷的根本性消除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对于矛盾较为突出、法律问题频出的物业纠纷、劳动争议、房地产买卖等多发高发难题，或者是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法院将其确定为年度治理重点课题，对其潜在法律风险及时研判、主动出击，形成具有应用型的调研成果指导审判实践；针对涉诉单位在案件审执中反映出的管理疏漏、制度缺失及其他可能影响稳定发展的问题，及时提出司法建议，提示接收主体积极作为、依法履职，使案件办理结果转化为治理成果。

　　“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司法是各种纠纷化解的最后一道防线，但不能成为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唯一途径。在解决纠纷中，只有将诉讼内与诉讼外双重机制并举并重，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才能变社会管理为社会治理，才能完善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新时代背景下，人民法院应认真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思路、积极作为，抓牢源头性疏导、实质性化解、综合性治理三个诉源治理发力点，充分夯实法治基础，运用法治思维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新时代司法的新需求、新期待，以法治方式推动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