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引发了追财夺利、喜争好讼之风。统治者为了解决民间争讼，基于儒家无讼的原则，制定了较完备的民事诉讼制度，较前代有了很大发展，但仍深受儒家“于民详于劝，于吏详于规”思想的影响，断案注重劝解。理学家朱熹特别强调“原情论罪”，注重通过司法维护和体现“天理民彝”：凡有诉讼，不可只考虑和依据成文法之规定去审理，在必要时依据成文法背后的“大理大法”，要求司法官断案，上合法意，下慰民情，为了合法意、慰民情，司法官可以不拘泥于律法条文。这个特点从《名公书判清明集》就可以看出。

　　《名公书判清明集》是关于宋代司法官的判词汇编，反映了他们的裁判思想及方法，判词的撰写者被视为“名公”，尤以真德秀、范应铃、胡颖、吴革等为代表。出身理学的司法官将天理、国法与人情作为判案标准，使儒家思想在民事审判中的作用更为明显。

　　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收录的判词为主，考察上述几位“名公”的断案，不难发现，宋代司法官注重阐释律法背后所依凭的情理，这些判词及判法，亦能为当前的审判工作提供借鉴。

　　情理先于国法的断案原则

　　传统法律本身是区分是非、判断曲直的社会规范。尤其是经过道德与律法的融合，法律已经是“人情物理所在，……仁义之气霭然在其中”了，即律法已经包含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内容。“圣人行德于上，而民自归之”，“修德于己，而民自感化”。但把“存天理、去人欲”视为最高道德标准的宋代理学家，对此并不满足，他们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规范是道德而非律法。因此，在律法之外又以天理、人情作为区分是非、判断曲直、变通律法、自由裁量的依据。司法审判中，先讲合情合理而后讲合法，成为一种时尚，“不道”比“不法”是更重的犯罪。广西提刑使范应铃甚至提出：“倘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于后世。”司法官真德秀有言：“是非不可易者，天理也；轻重不可渝者，国法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逆乎天理矣！”司法官胡颖对此讲的更为明确：“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循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

　　可见，重情理、轻法意是宋代司法官的基本判案思想，在他们的判案实践中，曲公法循人情、舍法意用人情的判例众多。例如，毛永成诉赎田宅一案：“毛永成典卖屋宇田地与陈自牧、陈潜，皆不止十年。”十年之后，“毛永成执众存白约，乃欲吝赎”。司法官吴革认为：“理诉交易，自有条限。”如此，原判“援引条限，坐永成以虚妄之罪”。但是，“今复经府”，吴革觉得其中必有原由，通过阅卷，认为“于法意人情，尚有当参酌者”。症结在于，典卖出的地内有毛永成祖坟一座。吴革指出：“他地他田，不许其赎可也，有祖坟之地，其不肖者卖之，稍有人心者赎而归之，此意亦美，其可使之不赎乎？此人情也。”最后判决是，“有祖坟桑地一亩，照原价仍兑还毛永成为业”，其余各地块“并听买主照契管业”。该判决既尊重了奉祖之美意，又维护了交易之稳定，可谓“法意人情，两不相碍”。

　　官调与邻劝相济的断案方式

　　宋朝士大夫认为，一名优秀的判官，“公其是非，正其曲直”是首要任务，更重要的在于是否能够运用伦理纲常对当事人进行息讼教育，从而达至厚人伦、美教化的目的。为了对诉讼当事人“教之以人伦，以感发其天理”，收“美教化”之功，司法官对民事诉讼案件采取了调判结合的方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官府调解与亲邻劝和同时进行。

　　官府调解。真德秀说：“遇亲戚之讼，多是面加开谕，往往幡然而改，各从和会而去。”《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了司法官刘克庄审理谢迪之女悔婚诉讼一案。谢迪先将女儿许配给了刘颖，后又悔婚，刘颖将谢迪告上公堂。如依法判决，谢迪必须将女儿嫁给刘颖，但刘克庄并没有“以文法相绳”，而是对双方进行劝导。一方面令悔婚的谢迪父女“推详法意，从长较议”；另一方面劝导刘颖母子，“既已兴讼，纵使成婚，有何面目相见”。同时令家乡亲戚进行调和。前后经过六次劝导和“两下从长对定”，终于调解成功，“各给事由”，发给了调解书。

　　亲邻劝和。亲邻劝和是由官府出面，责令亲邻参与劝和的一种方式。是官府断狱理讼的补充。从司法官胡颖处理的两件案件可以看出这一特点。一案是胡大不孝被母所讼案：“胡大为人之子，而不能顺其母，遂致其母讼之。夫母之于子，天下至情之所在也，而乃一旦至此，必有大不能堪者矣。本合重作施行，以正不孝之罪，又恐自此母子兄弟不复可以如初。”因此，胡颖下令将胡大押下，“就本家决十五，令拜谢阿李，仍令四邻劝和”。

　　另一案是蒋邦先诉李茂森“除毁其屋”案。案由：“李茂森赁人店舍，不待文约之立，不取主人之命，而遽行撤旧造新。”事理：“自去年十月初兴工，至今年三月末讫事，历时如此之久，蒋邦先岂不知之？若以为不可，则当不俟终日而讼之于官矣，何为及今而始有词？”推论：“词讼之兴，要不为此，必是见李茂森具数太多，其间必不能一一皆实，所以兴讼以邀之，其意不过欲勒其裁减钱数耳，非果欲除毁其屋也。”是非：“小人奸状，有何难见。”情理：胡颖以“两间既是亲戚，岂宜为小失大”为由，令“押下本厢，唤邻里从公劝和，务要两平，不宜偏党”。上述案例无论是司法官亲自调解，还是亲邻劝和，都体现了息讼宁人、睦亲和族的精神。

　　情理法俱得其平的断案追求

　　中国传统社会奉行礼法之治，宋代司法亦有“情理法”之美誉，“情法两尽”是宋代司法所欲实现的最高效果。司法官则在个案的审理中，充分运用儒家观点释法说理，使天理、人情能够与国法在具体案件中达到有机统一。国法是国家之律，因此，国家所立之法必须合天理，顺人情，否则很难经久。宋代著名司法官范应铃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言：“祖宗立法，参之情理，无不曲尽。傥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于后世矣。”情、理、法三者应俱得其平，因此，在司法层面被认定为违法，通常也悖逆天理、人情。

　　“法本人情”，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尤其是查无实据或者难以查明案情时，名公们往往会根据人之常情来推断案情，以法律威慑健讼的当事人，以天理、义理来处断两造之讼。

　　宋代司法官善于以“情理”释法，对法进行情理化理解，通过官调与邻劝结案，最后实现情、理、法俱得其平。传统司法虽已化作历史，但传统与现代是一个无法割裂的传承关系。创设现代司法文化与制度，是一个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司法机理转型过程。《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载的宋代司法实践、形成的断案原则、断案方式与断案追求，仍有现实意义。【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类案同判机制研究”（20XFX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