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代书”，即官方考取代乡民写状之人。有清一代，官代书作为一项基本司法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官代书制度在地方运作的情况如何？法律文本的表达与实践之间呈现出怎样的景象？随着各地州县档案的发现与利用，为考察上述问题提供了契机。

　　本文以浙江《黄岩档案》为个案进行考察，原因在于《黄岩档案》状式后面的《状式条例》中，关于官代书的规定有9条之多，这在目前所见州县档案中数量应是最多的，极大地细化和拓展了法律规定，对其深入研究，可以更好地从区域脉络下考察清朝官代书制度的实际运作。

　　清朝官代书制度的法律表达

　　清朝关于“代书”的法律渊源可追溯至清军入关之前。据《清实录》记载，崇德元年就已对“代书”进行规制：“满洲、蒙古、汉人凡有奏上及告状等项，代书者务要照本人情辞书写，后写代书的名字。如有代书笔帖式分别假捏情辞，不写自己姓名，问以应得之罪。无代书的名字，不准。”（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代书”要如实书写词状，并将状式上有无“代书”名字作为案件准理的条件。不过此时并未明确地说明“代书”是否为官府所考取。

　　据康熙五十五年鄂海所辑《六部则例全书》记载，康熙后期有官员上奏称：“凡妄言控告，将原告研审多有供说，此等言词我不知道，俱系写状人恣意写的等语。嗣后凡满汉所告词状，务必连写状人姓名写上控告。如不写实词，仍照前妄写重情将写状人一并治罪。凡写状之人，令其写录告状人真情控告。若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并架词越告，以致人伤财害俗者，令地方官严拿，照律例从重治罪。”此时仍未从法律层面要求设置代书，只是要求在呈状上写明“写状人”姓名。

　　不过，该则例颁布后，有官员以之为依据设置官代书。戴兆佳于康熙年间所著的《天台治略》中记载：“照得衙门官代书之设，稽查匿名、杜绝谎状。是以《现行则例》内开：凡写状之人，令其写录告状人真情控告。若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驾词诬告以致伤财害俗者，严拿治罪等语。”

　　至雍正七年颁布定例：“内外刑名衙门，务择里民中之诚实识字者，考取代书。凡有呈状，皆令其照本人情词，据实誊写，呈后登记代书姓名。该衙门验明，方许收受。如无代书姓名，即严行查究。其有教唆增减者，照律治罪。”此条原来专指省府、州、县。至雍正十三年，京师刑名衙门设立官代书。至此全国各刑名衙门皆设置官代书。

　　嘉庆二十二年定例进一步明确官代书的职能：“凡有控告事件者，其呈词俱责令自作。不能自作者，准其口诉，令书吏及官代书，据其口诉之词，从实书写，如有增减情节者，将代书之人，照例治罪。”能自作呈状的自作，不能自作呈状的由书吏和官代书据实书写。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官代书的法律规制远远滞后于官员的自主实践。受明朝制度的影响，清早期的个别官员在司法实践中就已经设置官代书。如朱昌祚《抚浙疏草》（康熙三年刻本）记载，他对讼师装点词状的行为，“深可痛恨，相应设立官代书以杜捏诬唆讼，合行选报。为此牌仰仁钱二县掌印官，即便遴选官代书十名，开注花名藉贯住处，解院查验，每期责令在于本院门首代书呈状，尾后填注姓名，以便查阅，以杜匿名虚诳。如或审出虚诬，代书及原告一并重责治罪，枷示以为诬控者戒”。

　　又如康熙早期的黄六鸿，据其所著《福惠全书》记载，在他任知县时就曾考取官代书，颁发官代书戳记。所立状式上设置有“代书某人”，《状式条例》中规定：“状尾无考定代书姓名者，不准。”

　　《黄岩档案》所见官代书制度的表达与实践

　　2000年7月，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发现百余宗诉讼档案，较为完整的有78宗。档案时间始于清同治十三年，止于清光绪十五年，前后历时16 年。这是晚清时期黄岩县衙司法审判活动的真实记录，颇具史料价值。在这78宗案卷的状式后面均有《状式条例》，其中涉及官代书的有9条之多，具体内容如下：

　　呈词有来稿者，代书查问做状人姓名，务须注明确切姓名，如违究处。

　　词讼如为婚姻，只应直写为婚姻事，倘如田土，钱债、店账，及命盗、为奸拐等事皆仿此。如敢不遵，仍前做造注语者，提代书重处。

　　假托控告书役为由，不用代书戳记者，不准。

　　不遵状式并双行叠写，无代书戳记，副状及呈首不填写新旧字样，并不另纸粘历次批语者，不准。

　　凡人名有乡民无知，字涉违碍者，代书即更改缮递，如违重究。

　　歇家住址及有功名者必须实填，如有捏写者，代书记责。

　　原、被人有某人即某人，名号互异者，代书务确查注明，不得任其参差不符。呈内如只有混名，无确切姓名者，定提代书究处。

　　呈内字画务须端楷，不许潦草，如蝇头细字，除不准外，定提代书重究。

　　旧案不注明经差姓名，定提代书责处。

　　由前文可知，关于官代书的法律非常简略，只是规定了各州县设立官代书，官代书在面对来稿时要写明做状人姓名。而《黄岩档案》则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赋予官代书更多的职责与义务。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黄岩县的官代书在州县司法运作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否如《状式条例》中规定的那样？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得不关注《黄岩档案》状式上的词状制作者信息，第1-29号状式上印刷有“做状人”一栏，第30-78号状式上同时印刷有“做状人”“写状人”两栏。这一现象在目前所见的州县档案中亦属仅见，值得深入研究。

　　所谓“做状人”是指实际起草构思词状内容之人；“写状人”是指将创作完成的状稿誊写至正式状面之人。虽然第1-29号状式上只有“做状人”一栏，但实际上当时已经存在“写状人”。理由有二，分述之。

　　其一，在1-29号状式中，盖有官代书陈佐治戳记的词状有8件，官代书最基本的职能便是代乡民作状，若是官代书陈佐治独立完成词状制作，或是词状为当事人携带的“自来稿”，经官代书陈佐治核查无误，这两种情况皆应由官代书陈佐治誊写至状式，笔迹应该一致。然而事实是这8件词状的笔迹皆不相同。由此可知官代书并不誊抄词状，此时已有其他群体专门从事誊写词状的活动。

　　其二，状式专门设置“写状人”一栏与欧阳知县严格控制词状制作者及制作流程有关。欧阳知县任内状式上的各项栏目很少空白，可见其严格要求规范地填写状式。而此前诸任知县任内的状式许多栏目均空白未填。“写状人”一栏应是欧阳知县到任后发现当地词状制作情况比较复杂，采取了维持原貌的规制措施，将词状制作情况摆在明面上来，有问题时便于归责。

　　第1-29号状式，仅有1件（第3号）明确可知为官代书创作的状稿，其余词状并非官代书创作和誊抄，官代书仅盖戳。第30-78号状式，除4件无法直接判断外，有24件词状由“做状人”创作状稿、“写状人”誊写至状式，21件词状“做状人”“写状人”为同一人，官代书同样仅钤盖戳记。

　　综上所述，《黄岩档案》词状大多由“做状人”创作状稿，“写状人”将状稿誊写至状式，有时“做状人”与“写状人”是同一人，官代书仅钤盖戳记。就清代的黄岩县来讲，官代书在州县司法运作过程中更多的是审核词状并加盖戳记，很少创作并誊抄词状。这离法律所规定的代写词状的基本职责相去甚远。

　　通过对官代书制度实际运作情况的考察，或许可加深我们对《黄岩档案》中“官批民调”现象的理解。“官批民调”的成因之一，或与词状制作者和语言风格有关。这些词状大多并非官代书书写，观其内容又多是户婚田土之类，语言表达亦有虚构夸大的成分，这极易给官员留下兴讼主要是因教唆而起的印象，因此促使州县官作出“官批民调”的批词，将纠纷退回民间处理。清代区域脉络下词状文本的制作与生成对司法实践的影响可见一斑。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