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胥吏在地方政权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活跃于官府与民众之间，既受制于官，又佐官治民。宋代官员主理地方政务时，必须依靠胥吏勾摄政事。然而“夫富者不为吏，而为吏者皆贫”，吏禄微薄迫使地方胥吏大肆搜刮民财以谋衣食之资。《续资治通鉴长编》有这么一段话，说宋代“府史胥吏之徒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矣”。百姓苦不堪言。

　　为防止胥吏弄法贪贿，宋代制定了规范其行为的法律，在南宋判词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清明集》）中就有大量判例和公文与此相关，散见于“官吏门”“赋役门”和“人品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为民治吏为吏治之本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传统中国治国理政思想中重要的理念。这一理念落实到官吏治理层面就是“为民治吏”，亦是宋代吏治思想的根本遵循，主要体现为“察吏于民”，强调在选拔、考核官吏时应以“为民”“利民”为衡量标准，官吏以清、慎、勤示民。《清明集》“官吏门”以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四事”“十害”吏治思想开篇，勾勒出宋代选吏用人的基本准则。“四事”指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和莅事以勤，要求官吏廉洁、爱民、公正和勤奋，这是为官的基本准则。“十害”是指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残酷用刑、淹延囚系、泛滥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科罚取财、纵吏下乡和低价买物，此为惩戒、罢黜官吏之标准。《清明集》“对移赃污”一案体现了宋代选吏以“清勤”“不扰民”为要求。该案记载，某县丞因贪污受贿、责民纳钱被降职。上级查明该案后，要求另选“清勤”县丞，并严加约束新任官员，“毋令扰民”。

　　严厉惩罚害民之“蠹吏”是“为民治吏”的又一体现。《清明集》所记载的名公常用严厉惩诫和公文教谕的方式来治理“蠧吏”。胥吏孙回、余信为害乡里，大肆盘剥百姓，监察官蔡久轩巡视至此，“弋阳百姓争来哀诉”“伛偻拜起，累累车前，伏地不去”。两人最终被判脊杖刑并刺面发配。据“禁约吏卒毒虐平人”一文记载，名公吴雨岩阅览州郡案件文本，发现诸多执法乱象，如有胥吏因讨要贿赂不得而杀人，还有胥吏乱抓无辜，将百姓吊打致死。为禁止这些行为，吴雨岩发文通告各州县，要求上级官员严加管束下级吏卒，如仍有不法行为，官吏“连坐”。同时张榜告示民众，准许受害民众揭发他们，陈述冤情。《劝谕事件于后·禁苛扰》载真德秀任职后规定，若有“乡书手”在收割庄稼之际，到乡村索取麦谷被百姓控告的，处以刺面刑编列流配；非法摊派的县丞从重处罚，绝不宽恕。

　　情法兼顾为吏治之方

　　对违法官吏，宋代既依法审判，又注重情法兼顾。真德秀在《谕州县官僚》一文中提出：“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轻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骫公法以狥人情。”宽严相济、德法相辅才是培养良吏的有效途径。

　　依法审判、以法治吏是宋代吏治的主要方式之一，法外用刑是严禁的。名公胡石壁查访得知一些州郡主官经常违法用刑、处罚畸重，对普通罪犯施以超出律典定例的军中重刑。例如笞杖一类的施打次数动辄以一百下计算。刑律中的笞刑最高五十下，依据折杖法规定，实际折臀杖十下；刑律中杖刑最高一百下，实际折臀杖二十下，从来没有累积到百位数的规定。只有军中施用重刑，才有超出法定数量的，且必须是减死一等的罪行，还不可将此作为常例。地方吏卒触犯的并非军令，州县主官不应当对他们适用军队的刑罚。胡石壁对违法用刑的行为严厉申饬，要求依据条例法规勘问判决，慎用刑罚。

　　“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于后世”，以情治吏是以法治吏的重要补充。“情”指常理常情，非司法官员之私情。真德秀曾言：“故愿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汩于私情，不挠于私请，庶几枉直适宜，而无冤抑不平之叹。”“酌以人情，参以法意”，才能在治吏时“至为公允”。在“兵士差出因奔母丧不告而归其罪可恕”一案中，吏卒吴保当值时为奔母丧未及告假即返家，按律当处杖一百之刑。胡石壁念其返家是为全孝道，呈文提举司“以情囿之”，免究其罪。情法兼顾、灵活审断，同时注重对官吏的道德教化，方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以廉治吏为吏治之要

　　“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清正廉洁是为吏从政的基石，亦是吏治的首要目标。追溯其源，早在《周礼》中就提出了考核官吏的“六廉”标准：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吏之能应以“廉”为先，以“廉”为本。

　　“廉”是官吏为政之首则。《清明集》中不乏名公对廉吏的推崇赞扬之语，如“廉者士之美节”“士而不廉，犹女之不洁”“不廉之士，纵有他美，何足道哉！”“廉、仁、公、勤四者，乃为政之纲领”。《清明集》也载有官府旌赏廉吏之举，如“旌赏监税不受贿赂”一文记载，罗监税官下乡办理公务，乡人送其缂丝半匹、蚕丝一把、鸡两只，这是当地的惯例，他不肯接受，“乡人无不叹服”。官府彰其廉洁，给他一定的奖励，以“扬廉吏抑贪人”。而在“任满巧作名色破用官钱”一文中记载：有地方郡守私立“送还行李”名目大肆敛财，名公批判其“无羞恶之心”，行“盗贼之行”，“非人者矣”。为官应以清廉为要，赵清献去益州赴任时，“一琴一鹤一苍头”而已；元德秀卸任鲁山县令时，竹笥中只装了一卷细绢，驾柴车离任而去。

　　惩罚赃吏是以廉治吏的主要手段。宋代立法“治赃吏最严”，且遇赦不原。《清明集》中有许多严惩贪腐胥吏的判例，例如胥吏余信巧立无名钱、自寄钱、常例钱等名目敲诈钱财，敲诈百姓，蔡久轩判其脊杖十七，刺面发配；胥吏王晋人称“小提刑”，勾结权贵，操弄死刑案件，受贿一千六百八十余贯，蔡久轩判其脊杖二十，发配二千里，抄没家产；胥吏徐浩、周厚、程伟三人勒索他人，索要贿赂，因已受过徒配之刑又有再犯，蔡久轩各判脊杖十二，并追加发配五百里，拘禁于外寨，以示严惩；配吏郑臻、金彬、吴恭三人，结党害民，共计受贿一万余贯，被追捕后又行贿匣司胥吏、隐匿案情拖延审理，被判脊杖、发配千里；胥吏郑俊辅助郡守贪赃，搜刮民财，结党包庇亲属，酿成民变，被从重处罚，判脊杖二十，刺面发配州军，拘禁土牢。“人品门”公吏条中记载的赃吏有黄德等二十余人，更有害民“十虎”，官府对他们严加惩治，收缴其赃款，判脊杖并发配千里。由此可见宋代治吏之严。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民生之安危，皆由吏治之清浊。”吏治之良善，不仅关乎百姓安宁、社会稳定，更关乎国家兴亡、民心向背。为民治吏、情法兼顾、以廉治吏，这些吏治思想对当下反腐倡廉仍有借鉴作用。

　　【本文系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法制研究”（项目编号：23SKJD0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