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初建于隋，发展于唐，定制于宋，而古代官员履历造假伴随科举而生。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发布诏令“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从事”（欧阳修等《新唐书》）。明确了年满三十岁才能获得做官的资格。为了早登龙门，许多人便打起了虚报年龄的主意。由于唐朝的科举属于贵族士大夫的游戏，可谓“寒门难出贵子”，故史料记载唐朝官员有关年龄等履历造假的并不多。

　　相反，在宋朝科举向社会广泛开放，不注重门第，只要文章和诗赋合格即可录取，苏辙指出，“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苏辙《栾城集》），即“贵子皆出寒门”，为了取得科举入仕为官的资格，宋朝履历造假十分猖狂。

　　履历造假根源探究

　　政治环境宽松。两宋三百年间，由于宋太祖赵匡胤留下了“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文官因犯罪被杀者少之又少。“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王夫之《宋论》）。宽松政治环境为文人解除了“伴君如伴虎”的后顾之忧，性命无虞是大多数人伪造履历入仕为官的首要因素。

　　社会地位攀升。宋真宗赵恒在《劝学诗》中说：“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这是一国之君在劝导百姓要读书以考取功名、报效国家，并取得社会地位。

　　通过科举入仕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吴敬梓笔下的范进中举。范进中举后有三个显著变化。首先是范进的岳父胡屠户。中举前，胡屠户说范进是“现世宝穷鬼”“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等；中举后，胡屠户就提了七八斤肉来范家贺喜，对范进的称谓也变成了“贤婿老爷”“天上文曲星”等。其次是举人出身的乡绅张静斋。作为同乡，两人此前从未见面，中举后，张静斋却上门认亲，既送钱，又送宅院。最后是周围邻居。范进去参加乡试时，家里已是穷得没米下锅，没有一个邻居接济；中举后，邻居们却非常踊跃地把鸡、蛋、酒、米送到范家，还帮忙招待客人。前后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差，不得不让人铤而走险也要伪造履历当官。

　　婚姻物质兼得。宋真宗在《劝学诗》中认为世人读书考取功名，除了可以取得社会地位外，还可以得到“千钟粟”“黄金屋”，甚至是“颜如玉”。

　　南宋文人洪迈在《夷坚志》里讲了陈尧咨求梦的故事。陈尧咨由于家贫，不愿花钱从浦城县到三百里外的建宁府城去参加解试，心里很犹豫，听闻邻近护学祠非常灵验，他便去上香，以决定是否前往。当晚，陈尧咨梦见一个独脚鬼，跳跃前进，且行且歌说：“有官便有妻，有妻便有钱，有钱便有田。”受梦的暗示，陈尧咨决意到府城应考，结果一举登科，生活为此大为改观。该故事与当时社会流行榜下捉婿的风气一脉相承，说明在宋代要想“房子”“票子”“妻子”三者兼得，非科举入仕不可，这也是两宋时期官员履历造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履历造假表现形式

　　年龄造假。在宋朝，年龄是官员进阶路上的一把利器，如“今世出仕者，年至二十，始许莅官，才登七旬，即盍致仕”（岳珂《愧郯录》），即年满二十方可授予官职，七十岁才可退休。又如“凡童子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州升诸朝，而天子亲试之。其命官、免举无常格”（脱脱《宋史》），即所谓的“童子举”，十五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儿童可以由天子殿试，一旦选中即可授予官职；再如荫补须“年二十五方注官”（脱脱《宋史》）。

　　而官员的年龄是需要存档备案的，南宋学者赵升在《朝野类要》中记载：“脚色：初入仕，必具乡贯户头、三代名衔、家口年齿、出生履历。若注授转官，则又加举主、有无过犯。”

　　一些人为了尽早取得入仕资格、提前退休，抑或贪恋权力等，不得不从“脚色”入手修改年龄，由此出现了官年与实年之说。洪迈在《容斋四笔》中指出：“士大夫叙官阀，有所谓实年、官年两说，前此未尝见于官文书。大抵布衣应举，必减岁数……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抬庚甲有至数岁者……于是实年、官年之字，形于制书，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为欺也。”如南宋大诗人杨万里为了提前退休在向宋宁宗的奏折中自陈“官年虽六十有六，而实年已及七十”（杨万里《诚斋集》）。由此看出，这种官年、实年并存的年龄造假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以至于朝廷都不以为意，成了“公开的秘密”。

　　学历造假。学历是官员进阶之路的又一制胜法宝。在宋朝，国子监是最高学府，并规定只有七品以上京朝官的子孙才可以成为国子生，对品学上等者直接取旨授官，中下等者候选于殿试或省试。成为国子生等于一只脚已经迈入侯门，遂成履历造假的大热门。《宋史·选举志》载：“牒试既罢，又复冒求国子……国子牒试之弊，冒滥滋甚。在朝之士，有强认疏远之亲为近属者，有各私亲故换易而互牒者，有为权势所轧、人情所牵应命而泛及者，有自揆子弟非才、牒同姓之隽茂利其假手者，有文艺素乏、执格法以求牒转售同姓以谋利者。”即一些人通过各种手段冒充七品以上京朝官员的子孙，以达到成为国子生的目的。

　　功过造假。功过是“脚色”上的重要内容，决定了官员的升迁。宋真宗时期规定，允许历任未犯私罪，确有政绩，如无人荐举，可向有关部门申请“磨勘”（磨勘是指选人升迁本官阶为京官或升朝官时所要具备的条件和程序）改官，这也是造假的重灾区。如《宋史·选举志》提及“奏功不实，寅缘窜名，许令到部”的“冒功”现象。南宋理宗时任监察御史的陈垓直陈官员选拔任用的十弊之一就是“匿过居官，玩视国法”。

　　打击履历造假的措施

　　针对上述履历造假现象，宋朝制定了一系列“打假”措施。

　　行政管理。针对考试作弊、学历造假等现象，“乃命诸郡关防，于投卷之初，责乡邻核实”，就是通过街坊邻居来核实应试人的身份，为了避免百姓不敢质疑指认，还设有悬赏鼓励检举揭发。

　　在乡试中提前一年由县官登记应考人员信息，并将名单上报至州，州下达到学校核实、担保，临时投递文书寻求担保的不予受理。

　　实行“准考证”制度，在对应试者核实身份后由官府发给“批书印纸”，由参考人员带赴考场以便验证。考试前由同姓氏的人编为一保，每保不超过十人，集体写好如有履历造假甘愿受罚的誓书，当着官府画押，互相担保。

　　行政处分。在国子学等学历考试中一旦发现有雷同卷，考生将除名，更不可能金榜题名了，在考场没有尽到监考义务的考官、监视等官员一律免官罢职。对为了升迁而造假履历的官员，一般采取延长磨勘、落职、降官、降职、除籍、除名勒停等处分。

　　刑事处罚。《宋刑统·诈伪律》规定：“诸诈为官文书及增减者，杖一百；准所规避，徒罪以上，各加本罪二等；未施行，各减一等。即主司自有所避，违式造立及增减文案，杖罪以下，杖一百；徒罪以上，各加所避罪一等；若增减以避稽者，杖八十。”即凡假冒伪造文案、符、移、解牒、钞券等官方文书凭证，或者增减内容更改其事的，杖一百。同时还规定，“诸诈假官，假与人官及受假者，流二千里。其于法不应为官，而诈求得官者，徒二年。若诈增减功过、年限，而预选举，因之以得官者，徒一年”。即凡以虚伪欺诈手段以得官的，如假授人官和接受假官的，都应“流二千里”。“其于法不应为官，而诈求得官者，徒二年。”指有不应为官的人欺骗得官的，如被除名六年后才能被叙用、免官三年后才能复官的，免所居官一年后才能听用的，未满年限而骗取得官，都“徒二年”。

　　宋太祖赵匡胤处理过一桩官员履历造假案。案涉开国元勋、时任宰相赵普，处罚之重前所未闻。《宋史·列传》记载，一位叫雷有邻的人，因其父被流放，他认为是宰相赵普所为，而雷与原上蔡代理主簿刘伟素有往来，知道刘伟有过三任官职，但有一任丢失了证明文书。于是刘伟通过赵普等人帮忙制造了假的文书，因此得以被召试并交由吏部选授官职。雷有邻在掌握确凿证据后便“击登闻鼓，讼堂后官胡赞、李可度受赇骫法及刘伟伪作摄牒得官，王洞尝纳赂可度，赵孚授西川官称疾不上，皆普庇之”。太祖大怒，下令彻查此案，经查，雷有邻告发均属实，刘伟因此被处以死刑，王洞等一同杖责后除去名籍，胡赞、李可度被抄没家产。自此之后，太祖对赵普的恩宠渐渐疏淡，同年八月，罢去赵普的相位。

　　（作者单位：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