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思维是一种独特的思考方法和思维模式，它既是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群体所特有和必备的技能素养，也是法律专业性、职业性、科学性的重要体现。

　　举例来说，张三用刀砍刺了李四，李四在送医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后死亡，对张三应当如何定罪处刑？可能会有人提出“杀人偿命、血债血偿”，张三应被判处死刑，以命抵命。这种思维方式只关注到了嫌疑人的杀人行为和被害人的死亡后果，而对于张三因何杀人、如何作案，李四因何死亡等均没有涉及，对于案情的分析、判断过于简单草率，其结论亦难免有误。

　　而法律思维则会透过犯罪构成理论的分析方法，从是否符合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张三虽用刀砍刺了李四，但伤不致死，李四系因交通事故而死。则张三的砍人行为与李四的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故张三原则上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不应判处死刑）、是否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张三是否存在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等正当事由）、是否应追究刑事责任（张三是否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是否患有精神疾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或不能认识行为后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以确保案件处理客观公正、罚当其罪。

　　法律思维的特点十分鲜明。它首先是一种规范思维，从是否具有适当的法律依据出发，来建构社会行为或执法司法行为的正当性基础。比如，刑法领域的罪刑法定原则，强调定罪处刑必须严格于法有据；民商法领域的请求权基础理论，核心内容是“找法”，即探寻一方当事人可向他人主张权利的法律依据。“有没有法律规范方面的适当依据”，往往成为法律思维者临事应机的第一问。

　　同时，法律思维是以权利义务为核心要素的一种思考方法。如同良善、丑恶之于伦理思维，收益、成本之于经济思维，权利、义务则是法律思维中的一组核心范畴。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各种角色或行为，通过法律思维的转换，被表述为不同的权利或义务，使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能以一种通用的专业知识体系进行分析、评价，从而为配置利益风险、解决矛盾纠纷、构建社会公正提供了一种更为科学、统一的标准或尺度。

　　此外，法律思维还是一种价值评判性的思维模式，当事人的行为、诉求是评判的对象，法律规范是评判的主要标尺。以尺量物，要在精准，不容有偏。因此，精准性则成为运用法律思维的内在必然要求。特别是在当前推广要素式、要件代入式审判方法的背景下，对法律思维的精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把握。

　　精准界定

　　清晰明确的概念表述和内涵指涉，是法律思维的起点。法律用语往往言辞简练，但其内涵丰富、深刻，理解运用时常需界定或辨别。当事人的有关诉讼主张，亦常局限于客观情况和个人见解的叙述，法律认识往往不够清楚。比如，针对当事人提出的解除合同的诉讼主张，可能存在单方解除和协商解除两种情况，单方解除又有行使法定解除权、行使约定解除权的不同情形，而上述情形又可能交叉，如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条件同时具备。此时，法官必须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进行精准界定，引导当事人明确解除合同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将其诉讼主张具体化，否则，案件办理难免会思路不清或无从下手。

　　在运用法律思维过程中，对于相关概念的界定，还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界定语境

　　法律概念常有其特定的语境或专业领域，在使用之前需对此类环境或背景条件予以限定。比如，“法无禁止皆自由”与“法无授权不可为”是两句内容相反的法谚，前者适用于私法领域，后者适用于公法领域；若不做语境设定，或者混淆适用，则会词不达意、适得其反。再如，合同撤销权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基于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撤销权，适用于合同订立时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显失公平等情形；另一种是基于合同保全的撤销权，适用于合同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财产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影响合同债权人债权实现的情形。两种合同撤销权在行使的主体、条件、程序、除斥期间等方面均有差异，如果不明确合同撤销权的具体语境，则无法准确理解和适用。

　　界定语义

　　法律用语的实质内涵，往往是其表面文辞所不能充分表达的，故法谚有云“法律未经解释，不得适用”。比如，民事诉讼领域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并非指当事人对自己所有的诉讼主张都负证明责任，而是遵循“于己有利”原则，即当事人须主张和证明对自己有利的规范要件事实（“有利”是指不适用特定法律规范，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就不可能得到支持）；而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用以否认对方援引的规范要件事实的主张，则该当事人并不承担证明责任，证明责任仍在对方。“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作限缩解释，证明责任不必然归属于首先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可见，对于法律概念需防止望文生义，应注重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多种方法，科学精准确定其内在含义。

　　精准判断

　　法律规范预先设定了行为构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法律思维的关键步骤是对要件事实是否成就进行判断，即对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事实，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特征进行判断，通常涉及事实判断和法律性质判断两个层面：

　　精准判断案件事实

　　事实认定是开展法律思维的基础。现实生活本就纷繁复杂，相关当事人在诉讼中又往往各执一词，这给法官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如前述张三杀人案例，李四的死亡究竟是张三刀砍所致，还是送医途中交通事故所致，还是二者共同作用的“多因一果”，存在多种可能情况，往往需要相关专业人士出具鉴定意见，作为判断的依据。对于此类事实判断问题，法官一方面需要发挥庭审在审核证据、认定事实方面的关键作用，注重让当事人、律师等诉讼主体充分发表意见，及时发现和排除证据方面的问题瑕疵；另一方面在必要时也要主动调查、核实证据，避免对重大事实问题持消极被动态度。

　　精准判断法律性质

　　在案件事实认定完成之后，对于该事实法律性质的判断，是法律思维至关重要的一环，往往决定着案件的后续走向和处理结论。比如，对于网络司法拍卖的法律性质的判断，是其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重要决定因素。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第125号指导案例指出，网络司法拍卖属于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其与私法上的拍卖有本质区别，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这一法律争议给出了一锤定音的结论。

　　再如，对于前述张三案例，张三涉案行为与李四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也涉及法律认识问题。条件关系说会认为，如果张三不刀砍李四，李四就不需要送医，也就不会在送医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因此认为张三的刀砍行为构成了李四死亡的条件，二者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相当因果关系说则认为，按照“一般人”“行为时”的标准，张三在实施砍刺行为时，无法预见后续交通事故的发生，因张三涉案行为而发生李四死亡的结果不具有相当性，故二者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由此可见，对于同一案件事实，是否符合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可能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结论。实践中发生的一些冤错案件，其实也不一定是案件事实没有查清，而是在法律定性上出现了偏差。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间，雇佣与承揽、委托理财与投资入股之间，其界限有时并非泾渭分明，只有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将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紧密结合起来，细致分析、深入论证，才能作出比较精准的要件代入，为法律思维的持续进行创造条件。

　　判断案件事实，既要发挥庭审在审核证据、认定事实方面的关键作用，也要注重必要时主动调查、核实证据。判断法律性质，要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将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紧密结合，细致分析、深入论证。

　　精准裁量

　　法律思维的基本模式是“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即在确认案件事实符合规范要件之后，赋予其相应的规范效果。但此种规范效果的获得，并非如自动售货机般机械式发生，而是需要法官在严格遵循法律逻辑的基础上，充分权衡各方利益，在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达到相对精准的结论。

　　严格遵循推理规则

　　“三段论”的推理有其特定规则，若不严格遵循则难免疏漏。比如下列推理，“共同侵权的两人是连带责任人”（大前提），“共同侵权的三人不是共同侵权的两人”（小前提），“共同侵权的三人不是连带责任人”（结论）。这一推理之所以错误，在于其违背了“在结论里周延的名词，在前提里也必须周延”的推理规则。根据逻辑原理，否定命题中的述词周延，肯定命题的述词不周延；结论中的“连带责任人”是述词，结论属于否定命题，故结论中的述词周延；而大前提是肯定命题，肯定命题的述词不周延，故在结论里周延的名词在前提里不周延，因此推论错误。

　　全面权衡各方利益

　　法律规范不只是抽象的概念和规则，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利益关切和价值追求；法律思维也不是逻辑游戏，而应成为承载党和人民利益、维护社会公正的“善术良能”。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少疑难复杂案件面临着多种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舆论关注度高、影响面大。这要求法律人必须具备更高的站位和视野，综合考虑各方主体的利益诉求，深入研究个案背后的公共政策选择，防止孤立办案、机械司法。因此，法律思维不仅要追寻事实和法律上的逻辑自洽，将规范层面的抽象法效果转化为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而且要协调好政策与法律、公正与效率、个体与群体、天理与人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案件的处理结论上做到精准裁量，努力在法律思维的框架内实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法律思维既是分析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一种有效的思考方法或工具，有利于大家在法治框架内对话沟通、寻求共识、定分止争；法律思维更是法律人执法办案所必须的一项专业技能和“心法”，通过精准地界定、判断、裁量，使法律概念的表述更反映法律文本的原意和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使事实证据的认定更贴近案件发生的实际情况，使法律适用的结论更符合规范逻辑、实践价值、社会期待。“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律思维的精准运用，可以为“法之必行”难题的破解提供一个可资探索的路径。

　　（作者单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