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因销售不合格芹菜获利14元，一位老伯收到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罚款两次共计10万元的“天价罚单”。法院在审查市场监管部门提起的申请强制执行之诉后，认为该处罚畸重，裁定“不予强制执行”。

　　一时间，这起“小案重罚”的高额芹菜罚单引发的行政非诉审查之诉，受到广泛关注，在微博上引发话题讨论。

　　我就是承办这起行政非诉审查案件的法官。今年2月收到这起案件的卷宗时，本以为就是一起普通的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罚款的非诉审查案件。但催告书上两行数字：“获利14元”“罚款10万元”。鲜明的对比，引起了我的注意。

　　“老伯卖菜是有从严处罚的严重情节？”“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是否有依据？”我随即开始详细地查阅案卷，一探案件背后的究竟。

　　原来，早在2019年9月11日，陈伯利用在蔬菜批发市场打零工的便利，花了122.5元从种植芹菜的邻居处购入70斤芹菜。然后以每斤加价0.2元的价格卖给了某蔬菜批发商行，从中获利14元。当日，外市一家超市从这家蔬菜批发商行处购买15斤芹菜。而后就是这15斤芹菜出现了问题，在次日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日常监督执法中，工作人员抽检了这批芹菜。经送检，发现该批次芹菜检验结果为不合格。

　　卷宗清晰地还原了陈伯销售不合格芹菜的违法事实。随着阅卷的深入，我却对该“芹菜罚单”的合理性产生质疑。为了进一步审查案情，我决定采取询问调查。不久，双方当事人到庭接受询问。

　　谈起转卖芹菜被重罚一事，陈伯数次哽咽。“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不是菜贩子。我是真的不知道那批菜不合格啊。”“我愿意接受处罚，但就赚了14元，却要罚我好几万元。这么高的罚款，我实在是交不起……”

　　我轻声安抚好陈伯的情绪，转而向当地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询问。

　　“本案违法事实清楚，根据食品安全法，罚款起点就是5万元，综合考虑到陈伯的实际情况，我们已经是按照最低标准处罚了。”对此，工作人员也显得很无奈。

　　经过阅卷和调查，案件全貌已经展开：一边是陈伯为讨个生计，在不知晓芹菜不合格的情况下，转售了芹菜，获利微小。案发后他积极配合调查，如实说明不合格芹菜的购货来源，同时举报他人无照经营，具有立功行为。而另一边是行政机关作出看似“合法合规”的处罚决定。

　　“小过”却遭遇“重罚”。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这起案子，我们该如何判？

　　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推动行政争议化解，这是行政审判的应有之义。让类似的“小过重罚”“天价罚单”案件回归到法治的轨道，寻求“最优”解决方案，是我们行政审判法官的职责所在。在合议中，我们形成共识，那就是食品安全是底线，这一点不能突破。在此前提下，“过罚相当”原则亦要坚守，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

　　经审查，合议庭一致认为：陈伯销售不合格芹菜，违法事实清楚，但根据相关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应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陈伯的违法行为属于应当减轻或不予处罚的情形。市场监管局仅依据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作出处罚决定，明显违反了行政处罚法“过罚相当”的基本原则，也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不符。故法院依法裁定：对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该行政处罚决定，不予强制执行。

　　法槌落下，我将这个裁定结果告诉陈伯，电话那头的他连连致谢。他告诉我，之前因为不懂法吃了亏。如今陈伯也开始自学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知识。听到这些，我感到十分欣慰。

　　合上卷宗，法官应该做的工作还未结束。为了从“根”上解决此类问题，在案件生效后，我们向当地市场监管局发出司法建议，结合执法实践，就进一步细化完善本地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等方面提出建议，并希望让全社会共同参与到食品安全工作中，推动形成多元共治的大格局。

　　这份司法建议得到市场监管局的重视。他们围绕典型案例及执法风险点等组织开展专题培训，指导执法人员正确认识行政执法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对行政裁量清单、适用规则等进行深入学习，并努力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工作格局。

　　这个案件得到较为圆满的处理已有一段时间了。通过复盘案件办理的大致过程和背后考量，我们体会到，作为一名法官，在审判实务中，也会遇到复杂多样的现实难题和诉求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如我在诉”的意识，秉持谨慎态度换位思考、能动司法。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避免冰冷机械地适用法律，应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按照“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等原则，作出合法合理合情的裁量，让包括当事人在内的人民群众从内心认同。自觉用法治思维寻求“最优”解决方案，努力寻求治本治源之策，一个个个案如是处理，案结事了政通人和的理念就落细落实了。

　　（作者系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