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循吏于成龙，善于判案，以执法严格、不徇私情、正直清廉著称，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

　　于成龙审理了许多案件，每遇疑案、难案，他便亲自探访务得真情，公正作出裁判，案结后，当事人无不心服口服。其中对“两儿殴击案”的判决可为经典，此案虽距今已近400年，其判词仍具有启示意义。

　　该案原告江峰清为一乡村土豪，有儿七岁，一日与邻居寡妇沈宗氏九岁儿子嬉闹，后起争斗，江峰清之子受伤。经众邻调处，由沈宗氏重责其子并登门道歉，但江峰清拒之不受，不顾沈宗氏贫寒，坚持要她赔银三十两。

　　于成龙详细调查案情后作出判决，其判词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情理交融，言之切切。从中可读出其拳拳爱民之心及对凌弱豪强的斥责，颇有为民做主的“青天”之范，令人赞叹。

　　作为司法同仁，该判词有两点特别值得学习与借鉴：

　　其一，争议焦点回应充分。

　　司法裁判的首要任务是定分止争，尽管本案中于成龙的核心观点能够与社会公众的认知形成共鸣，但江峰清对此并不接受。于成龙便围绕江子伤情、致伤责任、医疗费用赔偿三点层层展开论述。

　　首先结合证据和常情驳斥江峰清对儿子重伤的陈述：“而所云伤势颇重者，更不指明所在。显见尔恃势凌人，饰词朦禀。试问以九龄之儿，纵极凶悍，何至殴人重伤？况又手无寸铁，空拳争斗，伤且难成，何有于重？其为捏词，不言而喻。”随后，根据争斗发生的场所判断监护人责任，否定沈宗氏有纵子之责：“即退一步，果成伤矣，果重伤矣，亦不能讼。盖殴斗之时，正在汝之家中，汝不自行阻遏汝子，而反重怒他人纵子乎？若曰汝未及见，则在汝家中汝尚未见，况乎不在家中而可以莫须有之词遽加人以罪乎？此更不足信也。”最后情理结合，驳回江峰清的诉求：“医费之所谓延医调治者，老实言之，即索诈其医费也。沈宗氏茹苦含辛，抚孤守节。尔一堂堂男子为之邻者，允宜敬其志，钦其节，周恤其不足，原谅其不及。乃不是之谋，反利其寡孤而凌虐也，汝尚有人心乎？天道果有知，尔殆不免矣!”

　　正如清朝司法官王又槐在《办案要略》中所指出的那样：“将不准缘由批驳透彻，指摘恰当，庶民心畏服，如梦初醒，可免上控。”于成龙集司法长官与行政长官于一身，犹注重以理服人，现代司法裁判者更应谨遵此道，裁判时要充分说理，以让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心服口服。

　　其二，裁判结果深获情感认同。

　　情感是法律的逻辑起点，尊重社会的共同情感是证成法律判断不可缺少的要素。本判词最大的亮点在于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共同情感。特别是结尾部分，斥责江峰清的行为系恃势凌寡孤，如再行是非，将拘县惩办，既严厉警示了个案当事人，也对地方豪强起到了震慑、教育作用。“如尔子果有伤者，著即于三日内抬县检验，由本县出资代为调治，不得犯沈宗氏一草一木，更不得需索沈宗氏一丝一粟。如无伤者，从此了事。若妄思争讼，饰词干渎，本县先将尔拘县惩办，以为恃势凌寡孤者之做戒。” 在官吏、豪强普遍勾结的时代，不徇私情维护弱者利益的官员难能可贵，这也是海瑞、于成龙等能够深受百姓爱戴的重要原因。

　　当代社会遵循法治，作为司法裁判者无须刻意倾向弱者，但保留最朴素的正义观，融入情感思维定分止争，仍是真正实现公平正义之所需。

　　当然，从现代司法角度来看，该判词亦有值得商榷的空间。如判词中未曾援引相关法律依据，着重强调仁、礼，这与现代司法有所差异。“尔与对门沈寒妇宗氏，以小儿争斗之微鲜，意欲借此酿成大狱，以破其产，以耗其家，尔何不仁之甚耶！古人十千买树，十万卜邻。即尔理尽直，彼理尽曲，区区小事，亦不应涉讼。况彼为寡妇，尔则丈夫。而问厥启衅原因，尤为一九龄、一七龄之小儿！”曾有学者以《名公书判清明集》所留书判为依据进行考证，古判词中援引法律依据的约占70%，其中判决结果与法律一致的仅过半数。可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强调“情法两尽”“情法两得”“酌以人情，参以法意”，但维护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等基本伦理道德还是首位的，当情与法不一致时，裁判者具有较大的“以情夺法”空间。汪世荣教授在《中国古代判词研究》一书中亦曾援引该案，他认为，该案的判词是中国古代“以礼代律”的典型之作，即为维护社会稳定以礼断案，改变特定法律适用。

　　在古代，当法律存在漏洞或冲突时，审判官“以礼代律”，能够较好地实现天理、人情与国法的有机统一。当今，司法裁判也应做到三者的融合，但需要特别警惕的是，如果不注重法律依据的援引和论证，将会导致自由裁量权的过度扩张，削弱法律规范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进而导致法律权利的减损或侵犯。

　　现代司法中，我们既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同时也要革除弊端，在法律框架下，实现天理、人情与国法的统一。

　　（作者单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