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定贬道州。选自《孔门儒教列传》。

　　上一篇我们曾说，蔡杭还是蔡抗，算得上一桩公案，是因为，虽然《宋史》本传作“蔡抗”，但主张应为“蔡杭”之误的，不乏其人。清代黄宗羲著《宋元学案》即作“杭”，邓庆平《朱子门人与朱子学》所列《朱子门人基本情况表》亦如此。陈重业《古代判词三百篇》甚至还给出了言之凿凿的理由：“其兄弟名为模（号觉轩）、名为权（号静轩），均从‘木’，故应以‘杭’为正。”这个推论不无道理，因为他们父辈的名字的确也是这样一种排列方法，均从“水”，即蔡渊、蔡沆、蔡沈是也，他们也都学于朱子。而蔡渊兄弟的父亲，则是“领袖朱门”的朱熹第一大弟子蔡元定。一家三代七人同入朱门，成就一段佳话，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时就曾为此感叹：“蔡氏父子、兄弟、祖孙，皆为朱学干城。”

　　在朱熹的诸多弟子当中，蔡元定“从文公游最久”，黄榦亦曾谓：“于先生之门，可谓粲然者矣。”由《宋史》本传的描述，也可见他在朱门的特殊地位：“闻朱熹名，往师之，熹扣其学，大惊曰：‘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遂与对塌讲论诸经奥义，每至夜分。四方来学者，熹必俾先从元定质正焉。”元定也确实不辜负朱子的信任，“一意圣贤之学”。“太常少卿尤袤、秘书少监杨万里联疏荐于朝，召之，坚以疾辞。筑室西山，将为终焉之计。”朱熹遭奸相韩侂胄党人以“伪学”之名诋毁，元定亦受连累，被编管道州。“元定闻命，不辞家即就道。熹与从游者数百人，饯别萧寺中。坐客兴叹，有泣下者。熹微视元定，不异平时，因喟然曰：‘友朋相爱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谓两得矣。’元定赋诗曰：‘执手笑离别，无为儿女悲。’众谓宜缓行，元定曰：‘获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屡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为流血。”

　　在编管之地舂陵，元定继续传布朱子之学，“远近来学者日众，州士子莫不趋席下以听讲说”。“一日，谓沈曰：‘可谢客，吾欲安静，以还造化旧物。’阅三日卒”。他的儿子蔡渊和蔡沈“皆躬耕不仕”。蔡沈更是“少从朱熹游”“一以圣贤为师”。“始，从元定谪道州，跋涉数千里，道楚、粤穷僻处，父子相对，常以理义自怡悦。元定殁，徒步护丧以还。有遗之金而义不可受者，辄谢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仅三十，屏去举子业，一以圣贤为师。隐居九峰，当世名卿物色将荐用之，沈不屑就”。

　　蔡抗正是元定之孙、蔡沈次子。《宋史》有传，但那传记实在就是一个“干部履历表”，与其父祖之传的文采斐然判若云泥。开头说了句“蔡抗字仲节，处士元定之孙。绍定二年进士”之后，便是历任官职的罗列。不过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他官当得很大，最后干到了同知枢密院事，拜参知政事，此前亦做过江东提点刑狱。其仕途的顺利也得益于理宗皇帝的赏识，在《后村先生大全集》中，有一篇《蔡抗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屯田郎官》，其文体称作“外制”，是作为中书舍人的刘克庄为理宗皇帝起草的诰命。所谓“外制”，是与“内制”相对而言的，唐宋时期，由翰林学士所掌之诰命称作“内制”。时人称，刘克庄“在省七十余日，草七十制，士大夫争相传诵，以为前无古人”。给蔡抗的这一篇是这样写的：

　　朕甚重朱氏之学，诵其诗，读其书者，皆尊宠之，况于其门人高第之后乎？盖早从考亭，深入阃奥，晚坐锢党以终者，尔王父也。隐居丘园，不求闻达，独抱遗经以老者，尔严考也。尔源委如是，故试玉堂则陈正大之论，掾公府则有忠益之言。及对便朝，则空臆犯颜，无所回隐，非师之传人、家之钜子乎？枢属为真，郎潜其二。予不吝褒嘉之宠，尔益思嗣守之难。可。

　　《名公书判清明集》收蔡抗书判甚夥，署名用的是他的号“久轩”，大多作于江东提刑任上。提点刑狱司是宋代路级行政区中专掌司法事务的机构，简称“提刑司”，又称“宪司”“宪台”，是为了梳理地方刑狱，平反冤案，究举违法官吏而设的。淳化二年，唐太宗决定设立提刑司时，这样定位其职能：“管内州府，十日一具囚帐供报。有疑狱未决，即驰传往视之。州县敢稽留人狱，久而不决，及以偏辞案谳，情不得实，官吏徇情者，悉以闻。”在路一级中央派出机构中，除了提点刑狱司，还有转运司（俗称漕司）、提举常平司（俗称仓司）等，总称监司。各监司同掌路级大权，互不统属，相互监督。为了实现“监司互察”，仁宗景祐三年还规定禁止提刑司与转运司“同在一州”。蔡久轩“监司案牍不当言取索”就谈到各监司之间的这种关系：

　　得照各司案牍，除经朝廷及台部取索外，其同路监司，止有关借之例，即无行下取索，如待州县下吏之理。本职自去冬入境，应诉婚田，念其取使司遥远，间与受状，不过催督州县施行而已。其间有不得已结绝者，皆是前政追人到司，久留不经，出于弗获已，非敢僭也。然公朝设官分职，同是为民，岂有见其焚溺而不之救者。昨承使司，取索邵天昱事理，本司为见台判异常，即已据因依递上，再准行下索案，又即促吏牒解。但区区贱职，系国家建置司存，却不可以某之资浅望轻，而顿废公朝之事体。盖尝太息而言曰：督赞、恃读、判部尚书之尊，不当下兼运司之职，若兼运司之职，不当上废朝廷之法。除已具申督赞尚书外，并谍报运司。

　　对于转运司径向提刑司取索邵天昱案卷，蔡久轩认为不无异常，当即行文向朝廷说明理由，并请按照程序处理。他认为：“尽管我官职卑微，但事关国家建制设立、职权执掌，不能因为我资浅望轻而废弃朝廷体例。”同时，他还提出：“然而朝廷设置官职分派职权的本意，同样是为百姓的利益，岂有遇见他人陷于水火之中而不拯救的道理。”可谓既坚持纲纪体例，又注重实质法治，民本思想亦跃然纸上。这一篇列于《清明集》全书之首、真西山三篇劝谕文之后，颇有提纲挈领之意。

　　许倬云曾说：“南宋的判例里，儒家精神渗透得非常深。”而在南宋，儒家的道统自然是理学。蔡久轩作为“师之传人、家之钜子”，可谓双料生徒，所以他的裁判，理学特色尤为明显。不仅于法有据，于理有依，更是时时处处渗透着被理学家视为“天理”的人之大伦。在有的判词中，他甚至还将“不能正其母子之名分，乃只问其财货之着落，舍本求末，弃义言利，知有货利，而不知有母子之天”的裁判官斥为“鄙哉武夫”。来看一篇“卑幼为所生父卖业”判：

　　此项齐元龟诉业事，本州佥厅之所断、本司检法之所拟，皆为失之。天下岂有二父二本之理也哉？抚育之恩固深，而继承之义尤重，为人后者，不得顾其私亲。设齐元龟诉取其父之业为不当，则齐元龟席卷其业以归齐公旦之家，亦不必为齐司法之子，而“继绝、检校”之条皆可废矣。此不特于法有碍，而于理亦有碍，使人不知有父子之大伦者，皆自兹始也。况卑幼产业为尊长盗卖，许其不以年限陈乞。齐元龟陈乞于齐公旦死后，亦非可以釐革论。但本司不欲侵运司事，难以裁断，给据付齐元龟，仰更自经州陈诉。

　　如前所说，提刑司之设，最初仅以按问刑狱、究举违法官吏为职事，对于那些所谓的“亦何足道”的“一二家事之类”，通常并不染指。这类案件之所以能到蔡提刑这里来，恰是因为地方官小题大做，将普通的家庭内部纠纷动辄上升为刑事案件。蔡久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四两拨千斤，对症下药，因为他深知，“果能消争融隙，变闲为怡，此正当职之本心”。芝麻绿豆大点儿的事动辄用重典，非但不能达至父慈子孝的目标，反而有可能带来化玉帛为干戈的恶果。

　　日本历史学家小岛毅亦曾注意到《清明集》里的名公们“不愿意对‘愚民’们动辄启动暴力装备，用控告手段压制，而是希望进行教育，令当事者心服口服的志向。在这里他们也拿出圣人的说法来说教”。他将“这种希望把普通百姓也包摄进礼教秩序的志向”，看作是一种顺应了“文明化过程”的潮流。这种志向在蔡久轩的判词中得到集中体现，例如他在“恃强凌族长”判中曾言：“本职以明刑弼教为先，名分尤所当急。”在“朱文公祠堂”判中又说：“令佐知所先务，能以教化为急，甚为可嘉！”他在处理民间争讼尤其是家事纠纷时，尤其首选教化手段。例如“子未尽孝当教化之”判：

　　子盗父牛，罪当笞。至于不孝一节，本州当有以教化之，岂可便行编管。送州佥厅，且将彭明乙枷项日程，仍令设拜其父，候父慈子孝，即与踈放。

　　而我们前边介绍过的“读孝经判”，当为此中经典：

　　送县照已行戒约。但子之于母，自宜孝顺，于母所敬亦敬之，而况所谓外公者乎！田业固不可逼卖，至于一二家事之类，亦何足道。监下替彭宣教读《孝经》一月。帖县唤上徐立之来问，限三日。

　　对于不孝子不加薄惩，只是判决读《孝经》一月，真是很有想象力的裁判方式。不过，以教化为急，固然在于结果，但更在于过程。蔡久轩每每在审理过程和判词文本当中“委曲劝谕，导以天理”，冀望其能“退省静思”，良心发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即是好人”。例如在“兄弟之争”判中，针对两兄弟之争，他这样劝谕：“兄弟之身，其初只父母之身也，世间一等无知之人，争小利便视如仇，若不相识，甚可悲也。黄居易当思同气连理之义，绝彼疆此界之心，周恤其二弟，使兄弟和气复合，不然，则‘父母在，无私财’，索契送狱，自有条法在，毋贻后悔。”

　　“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这是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对于宋代的评价。宋代重文轻武的国策的确著称于史。宋太祖曾经对人说：“宰相须用读书人。”陈舜臣在讲宋史的时候也透露：“宋朝一旦新帝即位，就会独自前往宫殿深处，读‘石刻遗训’，将此牢牢记在心里。……内容之简单，皇帝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一是永远照顾禅让的柴氏，二是不以言论杀士大夫。历届皇帝都严守这两条。”蔡久轩的判词也经常体现出对于士人的厚待。在“引试”判中，被告人胡大发以“乡下豪横”被控告，但在庭审中他自称是士人，习诗赋，遂当厅以“讼终凶诗”引试，胡大发当即作诗一首：“天与水违讼，分明万象重。始焉微不审，终也遂成凶。有事须求直，无瑕不可攻。昏迷弗知返，悔吝乃相从。中吉当能悟，大贤何不容。圣行使无讼，今日幸遭逢。”虽然只是“粗通”，但也得以“姑免勘断，重究竹篦二十”。还有一位叫吴敏中的，也享受了这待遇，蔡久轩的“又”判是这样写的：

　　照条合是徒配，以系士人，且与末减，勘杖一百，编管邻州，余并照拟行。寻押上吴敏中，当厅引断，据称乞引试，遂勒试。呈奉台判：“文理粗通，故与免受大杖，改决竹篦二十。致死受财，此是何等刑名，徒降下而朴，所以许其改过，而不失于为士者。意亦厚矣，切宜自勉。”

　　梁治平在谈到《名公书判清明集》的价值时曾经这样说：

　　一般法律史的研究者，往往偏重于对法律条文的分析，这种做法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尤其是在研究中国古代法的时候。作为历史社会学的材料，我们的古代法典除受其本身单一性质的限制之外，还有另一重局限，即法条总是建立在一系列预设的前提上面的，这使它很容易与实际的社会生活拉开距离。在这方面，判决便是必不可少的补充了。……由于判决所针对的总是实际事务，因而能够表明实际上是怎样的情形。

　　美国学者卜德和莫里斯在其《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就对死的法律条文与活的司法判决进行了比较，他们指出：“主要是由于‘礼’的影响，中国古代法律中较为严厉、苛刻的规定，受到许多例外和特殊情形的限制和缓解，而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不近情理。”当然，蔡久轩也不是只有“柔”的一手，对于那些冥顽不化者，则严格照条裁断，绝不心慈手软。例如“兄弟之争”判中的三兄弟，就属于“嗜利无耻，顽不可化”之辈，蔡久轩在苦口婆心教导一番之后，也只能“押下本州，请径自从条断遣”。即使一些案件得以和解结案，也常常会留以后手。例如“俾之无事”判的结尾就云：“若再来紊烦，必将无理之人重寘宪典。”有意思的是，在“不孝”判中，真的用上了手段，想必那厮的不孝已经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且犹自冥顽不化罢。判词云：

　　知县五日一呈，正所以柔道化之，甚善！甚善！送县于一日呈之，时更讯，以警其善心之生。更改作两日一呈，仍收禁之。满一月不改，解来。

　　所谓“有其师必有其徒”，作为朱子传人，蔡久轩亦以惩治豪强贪吏为己任。在《清明集》人品门和惩恶门中，蔡久轩有关惩治豪强贪吏的判词连篇累牍。“当职曩仕本路，备稔其恶，恨不斩之。”这类言语比比皆是。杀气重，乃因民怨深。蔡久轩无时不是以“安百姓而培国脉”的立场权衡轻重，所谓“稂莠不除，终害嘉榖；豺狼不去，终祸乡井”。例如他在“违法害民”判中这样讲：

　　当职未巡历之前，已闻弋阳有孙、余二吏之横，民不堪之。及至安仁，则弋阳百姓争来哀诉，节次收六十四状，或专状，或联名，伛偻拜起，累累车前，伏地不去，有困迫无聊而自掷于地者，非割剥膏血，民怨彻骨，岂至是乎？一虎咆哮于市廛之间，民且狼顾，斗大之邑，而为虎者数人，民其有不重困者乎？

　　蔡久轩尤其注重对于贪酷之吏的严厉打击，他在“逐出过犯人吏检举升陟”判中有意加重对于过犯官吏的惩处：“逐黥配之吏，以安良民，此可见令尹之仁政，本司并行籍记。所有打罪勒霸之人，所犯虽少轻，然能并逐之，尤见嫉恶之盛心。”甚至在他即将离任之际，还不忘对贪酷之吏黄主簿严行根究。其判词“贪酷”云：

　　黄权簿，以本州人摄本州官，狠愎暴戾，霸一县之权，知县为之束手。积奸稔恶，百姓恨之彻骨，甚至检验受赇，恣为奸利。本司追请之日，百姓千百为群，争以瓦砾粪壤抛掷唾骂，县官以本州之故，护出数十里之外，方始获免，州之佥幕独不闻之乎？当职行部以来，诉之者不知其几状，计赃不知几千百，并送本州追究，州之佥幕独不见之乎？今不照本司行下根勘，却历数黄权簿有黄堂侍郎、大参别相公荐书，岂欲以此见胁邪？无故主掌此等人，冒摄视民官，上误黄堂，下害赤子，事败迹露，尚欲庇之耶？一则曰死节，二则曰死节，死节之家固可念，一县之同胞，独不可念乎？一则曰黄堂诸公，二则曰黄堂诸公，诸公亦曾教其如此贪酷乎？牒州，请照本司送下状严行根究，不可以当职为将去客而可忽也。入锡匣，限两日申。

　　蔡久轩以猛惩恶、为民除害的提点风暴，自然获得市井乡民发自内心的拥护。例如在将恶贯满盈的州吏黄德绳之以法之后，“阖城民庶无不以手加额，呼天称快，虽三尺童稚，亦抛掷砖瓦，切齿唾骂”。蔡久轩在江东提刑任上的功业也得到同朝名公的高度评价，淳祐七年十一月，当他任满还家时，三馆诸公以风霜随气节、河汉下文章为韵赋诗送别，其中不乏“刑清民乃服，莠除苗始滋。烹鲜戒政扰，漏鱼宁网稀”这样的点睛之笔。后来，王庚又有一首《贺新郎·寿蔡久轩参政，癸丑生》，词云：

　　满劝黄封酒。是年年、春色长绕，径花宮柳。碧水丹山添清气，岁月兰亭癸丑。看枢极、光腾台斗。细数中书堂壁记，自欧韩、富范题名后，还有似、我公否。

　　好知天意生贤候，正造化安排，孕出五阳之秀。何物一阴犹踯躅，尽决还公只手。这一著、邦家之寿。宰相时来须教做，算人间、是处鱼羹有。名与节，久轩久。

　　这词虽然不无奉承之意，但最后那句“名与节，久轩久”，实在喜欢得不得了，就拿来作了本篇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