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狱图，高罗佩绘，选自Der Affe und der Tiger

　　《清明集》里还有一位判词高手，唤作秋崖。秋崖是号，本姓方，名岳，字巨山，祁门人。却说这方岳，本色竟是一位诗人，有《秋崖小稿》行于世。钱锺书《宋诗选注》一口气选了他三首，并有这样的评价：

　　南宋后期，他的诗名很大，差不多比得上刘克庄。看来他本来从江西派入手，后来很受杨万里、范成大的影响。他有把典故成语组织为新巧对偶的习惯，例如元明以来戏曲和小说里常见的“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这一联，就是他的诗。

　　钱锺书说的那首诗叫作《别子才司令》，全文是这样的：“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自识荆门子才甫，梦驰铁马战城南。”写这首军旅诗时，方岳刚出道不久，担任兵部侍郎、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赵葵的幕下干官。端平二年，窝阔台率蒙古大军南侵，两淮边防亦紧，高邮就暴发了军哄事件，方岳受命平定其变，“戮首恶数人，一城帖然”。赵葵曰：“儒者知兵，吾巨山也。”

　　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另一首《甘蔗》，其诗云：“老境于我渐不佳，一生拗性旧秋崖。笑人煮箦何时熟，生啖青青竹一排。”“一生拗性”，真是活脱脱地画出了他的性格。有意思的是，方岳的“拗性”，还专爱冲着当朝丞相去撒。第一个撞上枪口的是史弥远。据洪焱祖《方吏部岳传》讲，“岳七岁能赋诗”，长入郡庠，“文章气概名天下”，不意在科举考试中因为语侵史弥远，吃了大亏。方回在《跋方秋崖壬戌书》中讲：“邵定壬辰，秋崖别省第一人，殿试本亦第一，以语侵弥远，为甲第第七人。”

　　史弥远之后是史嵩之。《方吏部岳传》云：“先是，史嵩之在鄂渚，王楫划江协和，嵩之主和议。秋崖代葵稿书，责嵩之，以此取怒。”后来嵩之入相，方岳乃遭挟嫌报复，致使在家闲居四年之久。四十九岁时，好不容易才东山再起，除知南康军，但他仍旧脾性不改，又在此任上与另一权相、时任京湖制置使兼湖广总领的贾似道大干一场。《方吏部岳传》记此事甚详：

　　知南康军，郡当杨澜左蠡之冲，风涛险恶，置闸以便泊舟。湖广总领所纲梢，据闸口，邀民钱万，始得入闸。民船有覆溺者。取纲梢榜之百。京湖阃兼总领贾似道怒，谓无体统，移文令岳具析。岳怒谓：湖广总领所，岂可于江东郡寻体统？大书判数百语，有曰：“岂不知天地间有一方岳。”

　　乾隆时人陈淼说：“观其复贾似道书，有曰‘岂不知天地间有一方岳’，斯言非惟使当日权奸丧魄，虽千载而下，读之犹觉凛凛然有生气。”方岳复贾似道书的全文，周密的《齐东野语》中有记载，读来真是荡气回肠。

　　总领虽大，湖广之尊；南康虽微，江东列郡。当职奉天子命，来牧是邦，初非总领之幕客，亦非湖广之属郡。军无纪律，骚动吾民；国有常刑，合从断遣，此首臣职也，于都吏何与焉？

　　据说，“贾公得牒，不胜其愤，遂申朝廷，乞行按劾。于是朝廷俾岳易邵武以避之。去郡日，有士人作大旗，书一诗以送之，曰：‘秋崖秋壑两般秋，湖广江东事不侔。直到南康论体统，江西自隔两三州。’”

　　所谓“秋崖秋壑两般秋”，秋崖自不待说，秋壑则是贾似道的号。“两般秋”，一秋是君子，一秋是小人，但君子与小人斗，败下阵来的总是君子。所谓“直道难行而诡遇易售，正不足以胜邪，大抵然也”。但方岳所要面对的小人，后面还有，也是一位国相，蓝面奸臣丁大全是也。那是在宝祐四年，得右相程元凤举荐，方岳出知袁州，不久，丁大全为右相兼枢密使，“以书属事”，令方岳为他“差船”“买钉”，以造私宅，方岳“不从”。丁大全乃嗾使江州制置副使袁玠劾罢方岳官职，甚至夺其考功印历，逼其“售田业偿之”。方岳于印历之上忿然题诗：“一钱太守今贪吏，五柳先生歙富民。”自此再无出仕之意，年六十四卒于故里荷嘉坞。

　　许多年后，清代一位叫李汛的，还在为秋崖的“禾生于莠”不胜唏嘘：

　　呜呼！先生之道虽晦于当时，先生之文则显于今日，不亦慰哉！虽然，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观其不与相使之求，廉也；不应客将之请，重也；不入淮阃之幕，介也；不准荆闸具析而还其文，刚也；馂（军）舟横境而榜之百，严也；廷对不讳，鲠也。特此屡挫而气不挠，虽困而节不移，屹然壁立，不可以犯，非自孟氏泰山岩岩中来邪！此尤为后人者之所当法。

　　这样一种刚介执拗、不畏强权的性格，天生就是做法官的材料。方岳仕途虽然短暂，但在历任南康、邵武、袁州太守期间，充分展现了他理讼治狱的非凡才能。《名公书判清明集》选录他的判词不算最多，但质量很高，独具特色。有意思的是，这些判词一反他“拗性”的本色，处处可见力透纸背的宽恕与仁厚。方岳亦是理学家，私淑朱子之学。巧合的是，他作为地方主官的第一个治所南康军，亦曾是朱熹做太守的地方。更巧的是，他们俩都是四十九岁那年入境南康。像他的前任一样，他也倡导仁政，关心民瘼，“圣朝本仁厚，鼠辈亦吾儿”，“天与君王共一仁，只将仁与物为春”，是他的治世理想。移风易俗，教化为先，这在他的判词中历历可观。例如在袁州任上，他有一道“惩教讼”判，立誓“为尔袁一洗之”，追回韩愈任太守时的淳厚风俗：

　　袁自韩文公时，称为民安吏循，守理者多，则其风俗淳厚，盖已久矣。不知何时有此一等教讼之辈，不事生业，专为嚣嚣，遂使脑后插笔之谣，例受其谤。为长吏者，要当为尔袁一洗之。太守入境之初，犹未交印，纷然遮道，谕遣复前，已厌其为喜讼矣。有一髽者，试呼而问之：“年几何？”曰：“十二。”“能书乎？”曰：“不能。”“则状谁所书也？”曰：“易百四郎。”心已知其为教讼之人，不可不追。问所以，则又有甚焉。盖易从书铺也，岂不知年尚幼，法不当为状首，而教之讼，其罪一。陈念三，后夫也，法不当干预前夫物业，而教之讼，其罪二。新知县方到，未给朱记，法不当为人写状，而教之讼，其罪三。初开杖封，政当断以奸猾，以厚风俗。从轻杖一百，枷项本州，其四县各令众五日，镂榜晓谕。后有教讼，非杖一百所能断也。勉自改业，毋犯有司。

　　又有一道“禁赌博有理”的榜文，也是从整治民俗出发：

　　四民之所不收，百害之所必至，始而赌博，终而盗贼；始而嬉戏，终而斗殴；始而和同，终而必争。败事丧家皆由此始，固官司之所必禁也。然禁戢者有司之责，信必者当职之令，有敢狃于习俗，视为故常，官有明条，决脊无容恕。备榜晓谕：输钱人自首，特原其本罪，追还其钱，却将赢钱人依条断令。

　　在这道榜文中，一方面明确宣布对于赌博恶习“官有明条，决脊无容恕”，另一方面，又给足从宽政策，申明如果“输钱人自首”，不仅可以“原其本罪”，政府还帮其“追还其钱”，只是“将赢钱人依条断令。”

　　在具体个案中，“亦可谓极其宽恕矣”的例子亦比比皆是。例如“进纳补官有犯以凡人论”判：

　　既是曾仕宦，必知上下之分、宾主之礼、朝廷之法也。一监税见州郡，礼固有数，乃敢大庭广众极口肆骂。入公门鞠躬如也，固如是乎？刘监税虽小官，然而袁州见任也，奉命守职，开锁放船，而乃两人露巾扭拽，以至州衙，殊骇闻听。据诸仆所供，乃知是妄。一进纳、七色补官，有犯以凡人论，而敢猖狂至于此乎！且其自书曰承信郎，而诸仆以为进武校尉，则是诈称官呼矣。张指使观其酒如已醒，请来问。

　　一个通过缴纳钱粮买取官爵的小吏，不仅撕扯履行职务的官员的官服，甚至大闹郡府，经讯问他的仆人，还存在“诈称官呼”的问题。方岳虽然觉着“殊骇闻听”，但却没有急着发威，因见其是酒后生事，便吩咐张指使待他酒醒后再加审问。案子查清楚了，结果却是放人，背后究竟是如何考量的？方岳在“免缴出身文字断仆讫申曹司并申部照会”判中写得非常清楚：

　　鬻爵多财，士类所不齿。然既已从仕，便当循规守矩，顾乃猖狂妄行，自同小辈。当职虽不肖，然袁州朝廷之一部，入公门如不容，而大声疾呼，略无忌惮，是无州郡也。刘监税奉州郡之命，点放船只，有司之守也。何物小吏，敢毁其冠、裂其衣，通都大衢，观瞻甚骇，是无有司也。朝廷爵级，所以励世磨钝，岂容妄自增加。校尉也而辄称承信，是无朝廷也。无州郡可也，无有司可乎？无有司可也，无朝廷可乎？本合缴出身文字，申朝廷、取指挥，又念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案以绫纸责还，令其逐项交领。其点到客货客船亦一并还之，并取领附案，两仆佥厅决二十，放。当职所以待之，亦可谓极其宽恕矣，然观此辈，必一小人，道遇洪都，安知其不妄有陈溷。备具本末申漕司，并申部照会。

　　方岳手下留情的主要考虑是：“本合缴出身文字，申朝廷、取指挥，又念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通俗一些讲，就是“杀鸡焉得用牛刀”。酒后失态，大闹府衙，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方岳的判词，规矩讲得不能再明白了，他觉得这也就够了，法律之弩，还是留待射向那些更值得一射的豪横奸徒罢。

　　得饶人处且饶人，不是遑顾是非，不是放弃原则，不是恂私枉法，而是有着更为宽广的仁厚之念。来看一道“诉族人行盗”判：

　　骆伯友诉所失，不过锡瓶、布袋耳，而搜之族，则功缌之亲也。昔人有遭盗者，曰：“幸深夜无人知，吾若执尔，遂使尔终身受盗贼之名，吾不忍也。”彼于凡人尚能如此，而况同曾大父之叔姪乎！遂使干连者数人，缭绳者数月，学者不如此也。学司除学籍，余人放。

　　“吾若执尔，遂使尔终身受盗贼之名，吾不忍也。”古人的这一理念颇为发人深思。盖刑罚之具，在于惩恶扬善，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但若“锡瓶、布袋”者流，动辄送狱，狱满为患不说，那人也一日为贼，终身为贼，遂为社会之对立面矣。尤为恐怖之处在于，其背后例有受其牵连之亲故，则负面情绪难保不会以几何级数无限放大。此维稳乎？此为不稳乎？

　　方岳之为方岳，决非一意从宽，而是当宽者必宽，不当宽者毫不含糊。而在这宽与不宽之间，则透出厚人伦、美教化的鲜明导向，成风化人，润物无声。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当推“祖母生不养死不葬反诬族人”判：

　　阿王生而孤老，所当供养者其子孙也；死而葬埋，所当经理者其子孙也。子孙零落，独有一胡师琇尚存，乃飘弃出家不顾。祖母生则族人养之，死则族人葬之，为师琇者，尚何面目立天地之间哉！族人裒金而葬，以其不利也而迁焉，与其他发掘塚墓不可同年而同语也。使当职处此，迁葬者本自无罪可科。今所司既为将两人勘锢，监迁原处，为师琇者亦可已矣，至经上台，嚣讼不休。然则养其祖母，葬其祖母者，乃师琇之仇人邪？不可谓知恩报恩者矣！此盖贩卖丘中之骨未满其意。亲死之谓何？又因以为货，不孝者也。在法：“供养有缺者，徒二年。”此师琇祖母在时之刑也。“骨肉相弃，死亡不躬亲葬敛者，于徒二年上重行决配。”此师琇祖母死时之刑也。罪在“十恶”之地，从轻杖一百，编管邻州，申，照会。

　　生不养死不葬，律有明条，罪有应得。被诬的族人，正是生则养其祖母，死则葬其祖母之辈，“自无罪可科”。本案的难点，在于做善事的族人因为觉得不吉利，又将其祖母的坟墓迁葬。胡师琇正是抓住这点，以“发掘”坟墓之罪将其诉至官府。祖墓神圣，不可侵犯，法之所禁，自古而然。《清明集》中，亦不乏此类讼争。蔡久轩“一视同仁”判就云：“岂特姨奶坟不可动，虽古墓亦不可动也。国家法律，一视同仁，岂有所轻重哉！”族人毕竟动了人家的祖墓，具备“发掘”坟墓的行为要件，换作一般官吏，当会依律定罪，但方岳却作出截然相反的裁决，认为“与其他发掘塚墓不可同年而同语也”。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是只盯着法律的具体条款，而是本其事，原其志，轻重相举，以德坊民。

　　古人讲：“法有正条，理宜科结。”但法律绝不仅仅只是指某个具体条款，法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看似依法，很可能恰与法律的精神背道而驰。方岳无疑具备很强的体系思维，这也是他能够“不畏浮云遮望眼”，法理事理情理理理相通的重要基础。我们此前说到过的“契约不明，钱主或业主亡者不应受理”判，就是一个突出例证：

　　读刑臺台判，洞烛物情，亦既以郏氏为不直矣。然郏氏非，则汤氏是，二者必居一，于此而两不然之，举而归之学官，此汤执中之所以不已于讼也。披阅两契，则字迹不同，四至不同，诸人押字又不同，真有如刑臺之所疑者，谓之契约不明可也。在法：契要不明，过二十年，钱主或业主亡者，不得受理。此盖两条也。谓如过二十年不得受理，以其久而无词也，此一条也。而世人引法，并二者以为一，失法意矣！今此之讼，虽未及二十年，而李孟传者久已死，则契之真伪，谁实证之，是不应受理也。合照不应受理之条，抹契附案，给据送学管业。申部照会。

　　能将“法意”融会贯通，此其一也；能够将“法意”准确完美地表达出来，此又一也，二者缺一不可。方岳族裔方谦尝云：“文岂易言哉，亦岂易传哉！”方岳的诗词文章能够代代相传，除了其性格为人之“雄才奇气”，文字本身之“以意为之，语或天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秋崖之好，好就好在不仅诗好，词也好，判词更好。这道“寺僧争田之妄”判，就具有“天出”之美，那一连十“妄”，既营造出一股排山倒海之势，又有如一根丝线，将纷纷然诸般情状，串联得井然有序：

　　妙缘院可谓无理而嚚讼者矣。执出砧基，独无结尾一板，安知非经界以前之废文，去其岁月，以罔官府之听乎？其妄一也。以此难之，则曰绍兴十九年，江西经界已成，此其年之砧基也。既无岁月，何凭为绍兴十九年之砧基乎？其妄二也。假如其说真为经界文书，而吴承节公据，又在绍兴三十年，如此则前十年之文书，久已为废纸矣，其妄三也。吴承节公据，乃官司备坐勑旨，将没官户绝田出卖，明言：“承买妙缘院违法田产”，时则此田，乃没官之田，非常住之业，其妄四也。出卖没官之田，乃是绍兴二十八年指挥后之公据，请买之时，岁月正合，而谓之强占，其妄五也。吴氏纳钱于官，初非买田于寺，而谓寺院香火不绝，断无卖之理，其妄六也。自绍兴三十年，至淳祐十二年，凡九十三年为吴氏之业，而一日兴词，其妄七也。合而言之，次田乃妙缘院违法没官之田，官司之所召卖者，于寺僧何与焉？违法于百年之前，嚚讼于百年之后，其妄八也。批阅案卷，凡经五断，而章司户所拟，特为明允。寺僧敢污以货，谓之恕断，其妄九也。以“交易法”比类言之，“契要不明，而钱业主死者，不在受理。”今经百年，吴氏为业者几世，寺僧无词者几传，而乃出此讼，其妄十也。僧中罗刹，非斯人也而谁？本合重科，以赦漏网。吴承节执据管业，妙缘砧基批凿给付，如敢顽讼，则讼在赦后，幸不可再矣！门示。

　　明朝的时候，盛时选将出按辽左，临行前见到张四维自《永乐大典》撮录之《名公书判清明集》，取而阅之，谓“读律者必知此，庶几谳拟不谬”，遂携入辽。谳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撰写裁判文书。又是许多年过去了，当我们今天知道了方岳以及方岳同僚们的这些判词，庶几也会有所收获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