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皖南县城里一个叫周丽婷的女孩儿高考成绩优异，妈妈对她说就在家附近读大学吧。周丽婷有点叛逆，说：“离家近哪行？我得离家远点。”

　　就这样，周丽婷来到了位于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后来，她成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如今的她，已是“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办案过程中，她说：“我有能力让公平正义实现。”

　　“知识产权审判是一颗‘珍珠’，我们都是捡到‘宝’的人。”从事多年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周丽婷有感而发。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要做到最好”

　　周丽婷的父亲是一名中学老师，虽然工资不高，但他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不少。“我爸经常给我和姐姐买书，他对我们的要求是看完书要给他讲心得体会，不能看完就过去了。”周丽婷记得，父亲对她和姐姐很严格。

　　周丽婷说，父亲不仅对她和姐姐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他做校长的时候，每天都会等所有的学生离开之后再去教室看一遍，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学校。”周丽婷觉得，父亲给自己做出了示范——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要做到最好。

　　影视剧中法律人意气风发、唇枪舌剑的场景，让周丽婷觉得特别酷。于是她坚定地选择学习法律。

　　到北京上大学，是周丽婷第一次出远门，父亲陪周丽婷一起去的学校。

　　到学校的第一天晚上，父亲就去图书馆、自习室转了一圈，他想看看这里的学习氛围。“学校的学习氛围还是挺好的，图书馆占座是件难事。”周丽婷说。

　　进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后，学民事诉讼法的周丽婷被分到知产庭。她记得，那时大家都去会议室午休，午休时候，大家手里都在翻看知识产权的书。有一次周丽婷下班时，看到大家还在加班讨论知识产权的内容。

　　“看他们讨论得热火朝天，我想，要是我也能参与该多好。那时我特别想赶上他们。”因为周丽婷不是学知识产权法的，这些业务都得从头学起。

　　“你看，这是一本专利审查指南。”周丽婷拿出一本书给记者看。“我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它就是天书。”周丽婷一边翻看这本书，一边说，“做这个工作，肯定得学，得抱着啃。”周丽婷特别感谢庭里的前辈，“他们毫无保留地和我分享工作经验。”

　　虽然面对的是从未接触过的领域，周丽婷的心态却很好。“既然把我放到了这个岗位，我就必须得面对，这不是选择题，这是必答题。有的时候觉得有点困难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当你突然明白里面的门道儿时，就会觉得很兴奋。”周丽婷说。

　　周丽婷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把我放在哪个岗位，我都会认真干的，尽自己的努力干。”

　　2014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原来由中级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都归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是继续留在北京一中院，还是考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周丽婷面临选择。

　　从事了多年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周丽婷内心很不舍这个领域。刚休完产假的她下定决心：“我觉得不管能不能考上，我都得考。”在近百人的竞争中，周丽婷如愿考上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法律是一定要被信仰的”

　　周丽婷审理过一些全国首例案件，但是最令她印象深刻的，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案。

　　在一起案件中，原告发明了一种通过印刷的方式修复古建筑上彩绘的方法。外省一个寺庙的施工方里有人是原告的老乡，他告诉原告，在这个寺庙的彩绘修复过程中，施工队就是采用了原告发明的修复方法。于是原告起诉了施工单位。

　　被告说自己是手绘修复的，并向法院提交了施工日志，周丽婷发现，施工日志中缺少修复的关键步骤。于是原告申请鉴定：“手绘和印刷，在很多细节上都有区别，一鉴定就能知道。”被告也同意进行鉴定。

　　“当时找鉴定机构的时候就很费力，最后终于通过抽签确定了一家鉴定机构。”周丽婷回忆，“结果鉴定机构人员到了寺庙门口，人家不让进。”

　　原来，寺庙要求有文物局的审批才能进去取证。于是，法院先后向该市及所在省文物局发了函，但都石沉大海。这个时候周丽婷觉得有点困难了，她去问了庭领导，领导说：“你要了解取证的具体方式，问问会不会有可能损伤文物，要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文物去对待。”

　　“经过多方咨询，我了解到用高倍相机拍照取样，一般不会损伤文物。”随后，周丽婷又向国家文物局发函。过了半个月，她接到了回电：“我们研究了一下，法院调查取证，不需要行政审批，寺庙是有义务配合的。”

　　于是，周丽婷与鉴定机构人员最终到达了寺庙。大殿的顶很高，现场架起了大概两层楼高的架子，周丽婷和鉴定机构人员一起爬到了架子上进行取样。

　　爬上架子的时候，周丽婷感触很深。“虽然那时也不知道最后会是什么样的鉴定结果，但是那时就觉得，我坚持下来是有意义的。这个证据是这个案子的关键，虽然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但最终我们还是走成了这一趟，我有能力让公平正义实现。”

　　最终，鉴定结论是该庙的彩绘修复是印刷而非手绘形成。虽然被告的彩绘修复是印刷形成，但也不能够完全证明被告就用了原告的方法。周丽婷对被告说，可以举证自己是用其他印刷方法修复的，或者可以把施工日志补充完整，写清楚每个步骤是怎么进行操作的。对于这些，被告都拒绝。最终，法院依据优势证据规则推定被告侵权成立，判决被告赔偿原告50万元。

　　“如果当时被告要举证自己是用其他印刷方式修复的，后面可能面临下一步的鉴定，因为方法专利侵权是很难证明的，要一步一步走。”周丽婷喜欢接受挑战，她说，“我特别喜欢那种势均力敌的对抗，因为我觉得那能够激发我自己内在的力量。”

　　“如果这个案子简单按照‘谁主张谁举证’来处理，在原告无法举出关键证据的情况下，原告就可能败诉。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个案件有需要排除的困难和挖掘的真相。”周丽婷说，“法律应当而且必须得到遵守。我们在鉴定取证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坚持与困难作斗争，最终让真相得以呈现。所以，法律是一定要被信仰的。”

　　“老旧建筑加装电梯的这个专利，跟我们的实际生活场景是比较接近的。”2021年，周丽婷办理的一件专利权案件让她印象深刻。

　　日本已有老旧建筑加装电梯的专利，通过拆除楼房内的几乎所有的下行侧楼梯，加装电梯，基本可以实现出电梯后准平层入户。国内某电梯公司也发明了类似专利，通过拆除楼梯连接部的部分外墙体，加装电梯后，实现出电梯后缓坡入户。

　　国家知识产权局接到宣告该专利权无效的申请，经过审查，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该专利与日本在先专利在技术构思、技术方案上是一样的，且在效果上，日本专利更优，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该专利没有创造性，于是裁定该专利权无效。电梯公司不服，于是起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周丽婷去自己小区里的老旧住宅实地查看，与合议庭研究，听取技术调查官意见，最终大家认为，这个案子中的技术问题不是特别复杂，重点是要结合实际情况判断这个专利到底有没有新的贡献。

　　“日本的建筑很多是有大回廊的，中国的老旧建筑可能没办法跟日本的建筑结构相比。老旧建筑一般都比较脆弱，如果拆除楼梯，可能会对结构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原告专利的这种改造方式，只需要对楼梯连接部的部分外墙进行拆除而无须拆除楼梯，是用相对比较小的成本，进行相对小范围的改造，达到类似的技术效果，是比较适合现状的。”周丽婷说，“我们觉得这个专利是有新贡献的，虽然它整体上的构思与日本的专利是相近的，但是在改造的方式上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最终判决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行政裁决，维持了该专利的有效性。”

　　周丽婷觉得这样的审判会产生比较好的社会效果。“在这个案件的审查过程中，我们考虑的是不能抛开现实环境去说技术方案，技术问题是有特定背景的，解决技术问题的手段也要回到我们实际的环境中。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这样的技术方案对现实的旧楼改造需求是有实际意义的，我们的判决维持了专利的有效性，能够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希望自己练就一副火眼金睛”

　　“我是学民事诉讼法的，被分到民庭、经济庭、知产庭或者其他庭室都是有可能的。如果我没被分到知产庭，现在可能也正在其他庭室工作。”虽然，进入知识产权领域是偶然，但周丽婷抓住了这个“偶然”的机会。

　　“那时，知识产权审判在法院里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工作，但就是由于它小众，所以不会有那么多人竞争，自己也会得到一些机会。那时候我有机会参加一些大型的会议，和我一起进法院工作的小伙伴都挺羡慕的。”周丽婷回忆，参加工作刚刚两三年，她就参加了商标法的修订研讨会。

　　“能参加这样重要的会议，当时真的特别兴奋。”因为是要去做修法的论证，那时候的周丽婷在工作实践中发现的法律问题还不是很多，于是就在庭里到处问，大家会把自己平时在工作中遇到的痛点提出来，会说哪些法条建议修改、哪些该保留。

　　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还给周丽婷带来了职业自豪感。

　　国内某研究所申请了一个关于芯片结构的专利，该研究所起诉国外某知名公司生产的平板电脑中的芯片使用了这个专利。

　　“这个专利的技术贡献是让芯片的体积变得更小，大概是10纳米，肉眼是无法辨识的，侵权比对分析需要用尖端仪器设备进行切片分层，运用物理和化学的知识同时论证。”周丽婷介绍。她记得，庭审从早上9时一直进行到晚上7时。除了双方律师之外，原告还请来了专利的发明人——中国的一位院士，被告请了两名技术专家，以及一名经济学专家，作经济学上的分析。

　　这个案件让周丽婷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在庭审现场，双方都请了顶级专家。周丽婷认为，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国有分量这么重的专利，当下还不是一个常态。

　　“这个案子，最终双方和解了。虽然我们没有机会创造一个经典判决，但这再一次证明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重要性。”周丽婷说，“这个案子让我觉得特别提气，我就特别愿意在法庭上看到这种场面。不过，在知识产权领域，我们的企业要想保护好、运作好自己的专利，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采访过程中，周丽婷说自己要去华为调研，她说，在5G的标准必要专利问题上有很多的纠纷。

　　“中国通信行业是发展比较快的行业，中国在这个行业也是慢慢地开始有话语权了，有话语权就会面临很多的打压和纠纷。有一些纠纷，同时在中国、美国、英国、德国诉讼。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诉讼也是斗争的战场，只不过方式不同。我觉得作为知识产权法官，很欣慰，因为我们一直在接触最前沿的东西，也在为国家贡献力量。”周丽婷认真地说。

　　现在，保护知识产权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周丽婷认为，这是压力也是动力。

　　最近，周丽婷和同事紧跟国外的知识产权案件，每当国外最新的重要判决出来，大家就会学习和研究。单位还成立了译知社，请了一些年轻人做域外资讯的翻译工作。

　　知识产权领域的内容一直在更新，周丽婷坦言，面对知识的快速更新，她总是会产生本领恐慌的感觉。“因为有的时候问题摆在你的面前，你会觉得储备得还不够。特别希望自己在面对纠纷的时候，自己的大脑能成为一个百宝箱，随时调用相应的知识，这个百宝箱只能靠自己不断地积累。尽量做到在相关的领域，能够学习新的判例和知识。”

　　“我们这样一直学习，特别希望自己能练就一副火眼金睛，能够真的甄别出哪些东西对创新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因为我们现在见到的专利不全是创新的产物，有一些可能只是‘伪创新’。这个时候，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工作真正为国家的大局出一份力，真的起到一些保障作用、一点推动作用，是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和努力去做的。”周丽婷说，“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知识产权法院办的专利案件都能像上面所讲的芯片案那种，都是这种真的能够对创新、能够对大发展有益的。”

　　虽然工作忙碌，但周丽婷脸上看不到愁容，她满眼都是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热爱。她觉得知识产权审判是一颗“珍珠”，她和她的同事都是捡到“宝”的人，记者觉得，如果当初她被分到别的庭室，她也会认真工作，时光流转，她也会对那个领域视若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