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出了“全社会一起努力，把老年人安顿好、照顾好”的号召。2021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适老型诉讼服务机制，为老年人便利参与诉讼活动提供保障。人民法院要优化涉老年人诉讼程序供给；更加注重老年人实体权益维护；更优提供涉老年人诉讼服务；更强统筹社会力量参与。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2000年，我国老年人占比为10.2%，而2021年5月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60岁以上人口达2.64亿，该项占比已提升至18.7%。持续加深的社会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基层治理和司法服务提出严峻挑战。从家庭内部矛盾，到公共场所侵权行为，再到民间借贷纠纷、金融理财养老收益陷阱、网络诈骗刑事案件等，老年人权益受损持续增多，而“白发老人吃力打官司”正成为社会关注的新焦点。

　　与青壮年人群相比，老年人听力、视力、记忆力、判断力下降，适应社会能力弱化，参与诉讼的能力严重不足，且“智慧司法”有可能成为阻隔其依法维权的“数字鸿沟”。在司法实践中，有相当数量的老年当事人亲自出庭，“说”的内容与提交的“证据”却难以形成法庭认可的“事实”。事实上，民法中有关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尚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特别程序认定老年人为限制行为能力、无行为能力者稀少，而法定代理、委托代理制度可能因鳏寡独居、老年失独等实际，特别是老年人固执己见而“失能”。至于继承和赡养等家事案件，原本就意味着家人失和、反目成仇，更使老年当事人缺乏帮助。加之个别经办法官如对涉老年人案件的规律、特点和具体个案缺乏清晰认知，容易办错、办差，严重影响老年当事人的司法获得感。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出了“全社会一起努力，把老年人安顿好、照顾好”的号召。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适老型诉讼服务机制，为老年人便利参与诉讼活动提供保障。2021年4月，《人民法院报》报道了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制定《关于推进适老型诉讼服务机制的工作指引》，围绕司法程序保障、实体权益维护、诉讼服务优待和社会力量统筹等维度，转变审判理念，创新司法服务，特别是设立老年人纠纷处理“缓冲期”，针对争议较大、判断困难、影响面广的案件引入百姓评议，从公众价值观的角度进行分析，提供裁判参考意见。这充分贯彻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契合了我国老龄化时代的社会需求，承继了矜老恤幼的传统文化，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体现了理性司法的能动精神和温情司法的人文精神。

　　要优化涉老年人诉讼程序供给。“一老一小”的问题既有类似性，又有差异性，当前在老年当事人案件办理司法程序上应予重点考虑。建议围绕“制度适合、主体适应、服务舒适”目标，以研究相对深透、立法臻于完善的未成年人司法程序为镜鉴，由国家司法机关针对性增删调整后，出台适老型诉讼和服务的专门性程序规定。比如，鹿城区法院探索的“一期两团”制度无疑是有益的实践尝试。可资考虑的重点还有：将“陪同诉讼”规则化，针对代理制度不足以完全补强老年人诉讼能力欠缺的实际，可以根据老年人诉讼能力等级及个案情况，由亲朋好友或所在社区（村）指派相关人员陪同参与诉讼过程，并负责信息传达、解释说明等事宜，避免出现老年人参加调解和庭审时“听不明、说不清”事实和意见的尴尬。必须注意与代理制度相区别，陪同人员只陪同参与或者协助办理程序性事项，不具有实体决定权。在办理方式上，对涉老年人案件可优先安排更多适用方式相对缓和的调解方式；对进入庭审的案件，应将审理节奏适当放慢，并增强判后释法工作；执行时多采取说服教育等柔性执行措施，从“法”与“情”两个维度展开。在庭审问答上，针对言语含糊混乱但通过笔谈方式仍能正确表达的老年人，由法官采用书面笔录问答式庭审模式，而针对文化水平和法律知识欠缺的老年人，法官应以通俗话语代替法言法语，逐一询问老年当事人是否听清、听懂，充分保障其发言权。在意见征询上，可借鉴民事法律上针对父母离婚，在裁判子女随父或母生活时，规定“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的制度先例，在老年人赡养纠纷案件办理上规定，对多子女，因自身年迈、疾病，生活不能自理，但意思表示尚清晰的老年人，在裁判其随哪个子女生活时，应当征询其真实意愿，等等。相关具体规则，甚至更大胆的针对性制度引入，可待将来司法实践进一步适用、检验，在成熟稳定之后纳入国家立法。

　　要更加注重老年人实体权益维护。建立专门机构办理机制，有条件的法院可借鉴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专设老年人案件审判庭、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专设老年人维权合议庭的经验，由经验丰富的员额法官相对集中审理涉老年人案件。推行差异化识别机制，在对老年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刑事责任能力进行法定审查的基础上，根据年龄、文化、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等因素差异，对老年人诉讼行为能力进行评估分类。对其中诉讼行为能力明显不足者，建议委托代理、申请法律援助，或通过其他正当程序安排予以补强。强化真实意愿查明机制，在涉老年人诉讼相关环节中特别设置询问、核对程序，比如更加注意核对委托代理手续、授权范围，且老年当事人与代理人同时参加谈话、调解、庭审时，遇重要问题仍需询问其本人意见，防止其意愿未充分、真实表达；对未到场、未到庭的老年当事人则以电话联络或上门走访方式，以确认其真实意愿；遇老年当事人自认不利事实或非正常处置权利时，法官应加强释法析理。强化援助救助机制，为符合条件者办理缓、减、免交诉讼费手续；对因侵权行为致身体伤害，因被执行人履行不能而无法获得足额赔偿、补偿，出现严重生活困难的，予以司法救助。审慎办理新类型案件，对民法典新确立的居住权等涉老年人合法权益，切实加强审判保障力度。

　　要更优提供涉老年人诉讼服务。在硬件设施上，诉讼服务中心设老年人优先窗口，配备老花镜、轮椅、急救箱，印制大字体诉讼指南，提供“一对一”导诉服务。对线下诉讼服务，如无法流利使用普通话的，可采用对应的乡音诉讼模式。如患严重疾病、行动不便的，可提供上门对接、电话口述等立案方式。开设心理疏导室，舒缓老年人心理压力，矫正诉讼不良心理。对在线诉讼应用，优化设置老年人模式，安排志愿者指导，如确实无法学会者可以免用。构建涉老年人审判执行应急机制，编制专项预案并加强演练，在立案乃至诉前调解环节就收集并注意更新紧急联系人信息，以备老年当事人在司法活动中突发重大疾病或意外事件时联系。

　　要更强统筹社会力量参与。在职能部门层面，加强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等部门协作，强化法治宣传和救济帮困等针对性工作，提供庇护场所、紧急医疗等临时性救助，健全涉老年人矛盾纠纷联动化解体系，帮助其及时从各方面获得帮助和服务。在乡镇、村居层面，可依托家事审判改革建立的“家事三大员”机制，引入基层村居、社区的调查员、调解员、观护员，借助慈善组织、社会中介等机构，聘请心理咨询师等人员，促进纠纷实质化解。在实际工作中，还可采取“以老解老”方式，发挥离退休基层干部优势和作用，深度参与调解，将涉老年人纠纷化解在成讼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