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执行法官 黄明军

　　今年三四月份，一个系列案分到了我的手上。

　　该案涉一家服装厂的10个女工，人不算多，共拖欠工资近3万元，金额也不算大。加上我们这里地处山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常常碰到类似情况，所以我起初觉得这个案子没什么特殊，拘留、冻结、限消，对于那些恶意拖欠的“老赖”企业主，通过执行措施高压威慑，钱总能拿得出来。

　　然而，当我跟企业主任某打完电话后，才意识到此案可能和自己预想中不太一样。对方态度很好，只一个劲认错。“钱我一定还，求求你们不要查封我的厂。”我想，案件或许还有隐情，于是便转变了态度，耐心开导任某。多番询问下，对方终于开了口。

　　原来，任某离婚后独自带着两个孩子，2014年开办了这家服装厂。说是厂，场地加起来也就200来平方米，做的都是来料加工、辅料销售的活儿，收益只够生活所需，没有积蓄。厂里三四十个工人都是没有外出务工能力的周边妇女，有些还都上了年纪。去年年底厂子不景气，任某无奈拖欠了工人工资，于是便有一批女工辞职，欠条也签了，但钱实在还不上。“开年又遇上疫情，厂子接到防护服来料加工的单，想尽办法交了货，但厂商受影响，几十万货款一分没拿回来。”这使得任某的服装厂雪上加霜。“钱我一定还，恳请法院帮忙，缓上几个月。”任某在电话里说道，诚意之余满是无奈。

　　一边是急需工资维持生活的10个困难女工，一边是步履维艰的单亲小微企业主。多次到服装厂实地查看后，我也犯了难——如果强制执行，势必导致厂里经营停滞，甚至造成现就业人员失业。

　　怎么在推进执行的同时保障双方权益？我想，不能靠力度，还得靠温度。

　　在仲裁和立案阶段，女工们都坚决拒绝调解。我把10人约到法院，从谈话中慢慢了解到，好几位女工都在厂里工作了一两年之久，有的甚至已经工作了好几年，只是生活困难，便觉得任某恶意拖欠工资，实在要不回钱便着了急。看来双方的调解基础是有的，我心里这下有了底。

　　“一起工作了这么久，你们也多少了解任某。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开厂，没有故意躲着不还债，疫情来了还想尽办法做好防护服加工，说明她是有诚意还钱，也有责任感的，只是确实困难……”多番劝说下，女工们终于意识到也许是自己情绪过激错怪了任某，便主动提出和解。我见势赶紧趁热打铁，联系任某进行劝导。终于，任某带着多方筹措的部分款项来到法院，向女工们坦诚了自己在经济上的困难，并承诺一定依约偿还余下款项，女工们看到对方的诚意，当即同意签订和解协议。首期款项当场交付发放，和解现场变得暖意融融。“老板确实不容易……”“陈姨你们放心，8月底前我一定把工资还上！”多次没有调下来的案子，到了执行环节，双方当事人终于能够放下龃龉，彼此理解。

　　如今，任某拖欠的第二笔款项也已按时交付女工们。当我回访此案件时，服装厂已渐渐恢复了运转，任某激动地握住我的手，潸然泪下。

　　疫情之下，执行工作开展面临着很多变化，对法官来说，需要更新执行理念和执行方式。当双方当事人都处于困境当中，如何破局？需要法理情的融合，需要更多的细心和耐心。善意文明执行，对于弱势群体而言，传递出的不仅仅是司法的温度，更是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黄慧辰  林丹丹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