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余华山，今年82岁，大家喊我“华爹”，1997年从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庭长岗位退休。

　　1949年，我12岁，至今我仍记得当年村中洋溢着的热闹氛围：大人们凑着脑袋一遍遍地听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广播，表情可兴奋了；我们一伙小孩大声嚷嚷着广播内容，满村地跑着。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入学了，这也改变了我的命运。1955年，我从湘潭地区干部学校毕业，进入平江县公安局从事侦察员工作。

　　年轻、工作积极、做事利落，我得到了组织的肯定，“小余，你是工作积极分子，思想上也要更积极点，为大家作出榜样。”17岁那年，我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组织经过严格的考察，四年后，我在全局同志的见证下向党旗作出了庄严宣誓。

　　1969年，受当年政治、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我不得不离开侦察岗位。此后8年间，我相继担任过平江县人民医院书记、平江长寿地区领导小组宣传干事，岳阳东区办公室秘书等职务。

　　1977年，岳阳地区公检法恢复建制。根据组织安排，我进入了当年的岳阳市法院，担任党委委员、刑一庭副庭长。

　　那时，岳阳市法院还没有与岳阳地区的中级法院合并，就在岳阳饭店租了4间房作为办公室和审判庭。十来个人挤在两间十来平方米的房子里头办公，全院就一辆“公车”，还是自行车，哪个要急用、出门远，就给他用。

　　要去到当地开庭时，我们总会提前预备好纸，到了地方后讨上支毛笔，沾点墨，哗啦几个大字写明法院庭室、诉讼参与人，一糊到墙上就开始开庭。

　　刑事审判与我之前从事的公安侦察业务有相通之处，我干起来比较得心应手。尽管那时候办公条件极其艰苦，但我和同事们都没有半点怨言。我们还常常告诫自己要认真细致地办好每一起案件。

　　某工厂附属学校的老师王某被指控强奸厂区的8名幼女，这在厂区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我在阅卷时发现了疑点：8个孩子对被侵犯经过的证词全部一样，整个案件中也只有被害人证词及被告人的供述，并没有其他的证据。

　　我去到看守所提审了王某，他跪地哭诉自己遭受了多重压力，是被逼之下承认所指控的罪行。

　　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罪犯，但也绝不能让一个好人受到冤枉。当时，案发的工厂已整体搬迁至山东，所有员工及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家属也全部搬迁走了，我便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赶赴山东去找被害人查证。

　　刚到山东却赶上了寒潮，我和同事硬抗着冻，一户户地敲开了当年被害人的家门，详细地询问孩子及家属当年事情发生的经过。

　　也就是这次调查，彻底还原了王某的清白。后来经审委会研究决定，王某被无罪释放。

　　从70年代末开始，司法审判事业同步见证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法院开始建立专门的经济庭应对快速增长的民商事纠纷，我成为了当时岳阳市法院的第一任经济庭庭长。之后，伴随着与地区中级法院的合并，我又从经济审判转战到执行岗位，同事们也由当年的十来人壮大到一百来人，而办案条件也得到了巨大改善，再也不用踩单车、骑摩托出去办案了，尽管警车并不多，但确实方便了许多。

　　我很庆幸自己能够亲历国家司法事业从薄弱到坚实的发展历程，也很庆幸自己同步体验着国家在科技、社会、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就。

　　在我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台式电脑，成为了岳阳市最早一批网上冲浪的网民。而如今，我用上了平板电脑，在“学习强国”平台上学习着党的理论，在微信平台上与远在外地的孩子们视频，在“全民K歌”上跟好友PK歌技。我很想说，“得亏赶上了好时代，国家强盛了，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余华山系岳阳中院退休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