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号称有诸侯十二国。各诸侯国都编订有史书，例如晋国的史书叫《乘》，因是本自田赋、乘马等军备记录，乃有此名；楚国的史书叫《梼杌》，“梼杌”本来是一恶人名，因为那时人们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恶人事的，所以采用此名；《春秋》则是鲁国的史书，相传是由孔子整理修订而成，书名也是由他定的。《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去之矣。”说的是，《春秋》虽然只是一部史书，但经孔子编定之后，加入了儒家的哲理，所以就“寓义于史”了，也因此被称作《春秋经》。《春秋》虽称为经，但文字过于简约，只有区区一万六千多字，因此后来就出现了《春秋》三传，也就是《左氏传》《榖梁传》《公羊传》，专为《春秋》作注释，以丰富其经义。

　　《春秋》既是经，读经者就趋之若鹜。汉代广川人董仲舒就是靠苦读《春秋》成为“大儒”的。《太平御览》卷八四〇引《邹子》赞曰：“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不过，董仲舒治的不是《左氏传》，而是《公羊传》。《公羊传》的特点是，释史十分简略，着重点在于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什么是“微言大义”呢？经学家说：“《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按照《太史公自序》的说法，“《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它不仅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论断之书”。

　　作为公羊学的第五代传人，董仲舒对于《春秋》的“微言大义”颇有心得，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就是专门阐发他所理解的《春秋》义理。董仲舒的理想不只是“皓首穷经”，而是“奉天法古”，“为先王立法”，他甚至希望《春秋》这部经典有一天能成为汉代的法典。但理想实现起来并不容易，他大半辈子都在读经讲经，六十岁以后才做官，也只混了个江都相和胶西相。等到有机会发挥其“引经决狱”的专长时，已经到了“以老病免归”之后。

　　促成这事的人，名叫张汤，也是中国法制史上一个标志性人物。在古代司法界，有一个很流行的夸人的词——“老狱吏”。为什么老的好？清代知名法官樊增祥说过其中的道理：“作官须用老手，以其更事多也。”这里的“老”，既包括“断案老手”，又包括“文章作手”，就像樊增祥所说的：“以例案言，是刑名老手。即以文章言，亦是公牍作家。”“老狱吏”这个说法的第一次出现，就与张汤有关，但他那会儿一点儿都不老，还是个小孩子。事见《汉书·张汤传》。

　　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父死后，汤为长安吏，久之。

　　大意是说：在张汤小时候，他那做长安丞的父亲出门时嘱他看家，回来时却发现老鼠把家里的肉盗走了，于是大怒，狠揍了张汤一顿。冤有头债有主，张汤乃挖开老鼠洞，捕获老鼠和肉，拉开架势，对老鼠进行了一场审判，郑重宣读判决之后，将老鼠执行了分尸的刑罚。他的父亲见证了这一切，惊叹这小儿写的判词直如老狱吏一般，于是就让他潜心学习此道。父亲死后，张汤果真做到了长安吏，办了很多案子。我们可以说，张汤是将个人名字与判词联系起来的第一人。由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在汉初，人们对判词这一文体已经非常重视，尤其看重判词的“文辞”水平。

　　到得张汤与董仲舒交集的时候，他已经被提拔为廷尉。廷尉掌管刑狱，为九卿之一，应该是汉代的最高司法官了。《汉书·张汤传》云：“汤为廷尉，每决大狱，欲傅古文，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者，补廷尉史，亭疑奏谳。”张汤这样做，是奉了汉武帝的旨意的，他自己没有这个胆量。这不仅是因为刚刚灭亡的秦代曾以焚书坑儒大肆镇压儒家，即在汉初，主流思想也是黄老之学。据说窦太后就不太喜欢儒生，曾把说黄老不好的辕固生扔到野猪圈里寒碜。直到武帝即位，才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元五年，更置“五经博士”，从此确立了儒学的官学地位。董仲舒就是五经博士中颇受武帝青睐的一位，因为他的学问以治《公羊传》为主，其理想则为大一统主义，非常适合武帝所要推行的政策。《后汉书·应劭传》载：“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如前所述，董仲舒作《春秋折狱》，“动以经对”。这个“经”当然不只是指《春秋》，而是包括了《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五经，只不过以《春秋》为代表罢了。而引《春秋》，又主要是引《春秋公羊传》。有人说，公羊学“近于法家”，“西汉的现实生活也证实公羊学派崇尚法制”，这也为“儒法合流”埋下了伏笔。值得探究的是，既然崇尚法制，那为什么在律令之外还要“引经”呢？我想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曰儒法合流。在秦代，法家大行其道，王依法施行政治。虽然借此实现了统一大业，但始皇帝的“贵治狱之吏”“专任刑罚”也带来严刑峻法和横征暴敛。荀子曾经预言：“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不可一世的秦王朝果然“二世而亡”。 汉兴，高祖蠲削烦苛，兆民大悦。但对于治理国家而言，仅只“约法三章”，显然是不够用的，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不过面对秦王朝土崩瓦解的历史教训，西汉统治者也不想简单地“汉承秦制”，而是选择了儒吏并进，外儒内法。有人讲：“一个‘传统’的形成，乃至一个‘新制’的更立，需要人与时空的因缘和合。”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吸收阴阳家、法家思想而形成的“礼、法”治道观念就在这时应运而生。

　　二曰比附权变。汉承秦律，礼未入法，如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固守僵硬之法条，势必难以解决纷繁复杂的矛盾。正如梁启超所说：“盖法文有定，而行为之变态无穷，必有定驭无穷，势必不给，故折狱者不得不随时比附。”而讲究比附权变，恰是儒家之所长。孟子就曾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则援之以手，权也。”在儒家各派中，讲究权变又是公羊学的一大特点。董仲舒就常说：“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春秋决事比》的“比”，正是为了“权变”。

　　三曰经法同一。元代儒生柳赟曾云：“法家之律，犹儒者之经。”梁启超也说：“我国崇古而尊经，视经义与国法有同一之效力。”实际上，被用来决狱的经义，也被认为是法的一种形式。日本法史学家浅井虎夫尝论：“凡道德思想之著于经义而未被法典包括，或法典之所定未能符合于经义者，则经义之效力，往往等于法律且高于法律。这种情形，在去古未远的汉代，有董仲舒辈据《春秋》经义以决狱等事可为佐证。”

　　法史学家黄源盛感叹：“‘春秋折狱’，以儒为体，以法为用，融通了‘德礼’与‘刑罚’，这是两汉儒者通经致用最具体的表现，也是传统中国法制‘礼刑合一’很显著的象征。影响所及，几乎贯穿了整个旧律时代；暂不说为功为过，它所具之意义与价值是普遍的，而不仅是历史的。”瞿同祖则毫不掩饰地指出：“董仲舒以春秋决狱，是以儒家的经义应用于法律的第一人，以儒为体，以法为用，实是真正沟通德治、法治，融会儒法两家思想于一的实行家。”

　　至于董仲舒如何引经决狱，我们随后会作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