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对这几句话，大家都比较熟悉，它是宋初的大臣张咏所办案件的判词。张咏任知县时，发现一个管钱小吏，偷了一枚钱藏在头巾里带出库房，于是命令衙役杖打那名小吏，小吏不服，嚷道：“我不过偷了一文钱，你竟打我，还能杀了我不成。”张咏当即写下上述判词，写完拔剑杀了那名小吏，然后向上级写报告请求自劾。

　　张咏从政期间，先任湖北崇阳县知县，后来长期治蜀，政绩突出，升至御史中丞，礼部尚书，死后赠左仆射，谥号忠定。宋仁宗时期，有人甚至将他与赵普、寇准并列，称为宋兴以来功劳最大的三位名臣。

　　宋代刘斧《青琐高议·断案如神》载，张咏做杭州知州时，有个青年和姐夫打官司争家产。姐夫呈上岳父的遗嘱，说：“岳父去世时，我小舅子还只三岁，岳父命我管理财产，遗嘱上写明，等小舅子成人后分家产，我得七成，小舅子得三成。遗嘱上写得明明白白，又写明小舅子将来如果不服，可呈官公断。”说着呈上岳父的遗嘱。

　　张咏看后大为惊叹，叫人取酒浇在地下祭他岳父，连赞：“聪明，聪明！”他向那姐夫说：“你岳父真是明智。他死时儿子只有三岁，托你照料，如果遗嘱不写明家财分产办法，或者写明将来你得三成，他得七成，这小孩子只怕早被你害死了，哪里还能长大成人！”当下判断家产七成归子，三成归婿。当时官吏和民众都赞张咏明断。

　　应该说，张咏判得颇有深意。

　　一是没有简单照本宣科。按说此纠纷有遗嘱在，照着宣判即可，省时省事又少麻烦，但张咏没有这样简单处理，而是从传统、人情和法律的多维视角来决断此案。

　　二是注重维护弱者的合法权益。当然，姐夫与小舅子打官司时，已看不出强弱之分，但小舅子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多年寄人篱下处于弱势状态，熬到成年才鼓起勇气来与姐夫见官，以讨要自己早该得到的那份家产，理应受到应有的关照。

　　三是完全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宋代法律比较健全，颁布了《宋刑统》这一综合性法典，其中“杂律”对动产与不动产等所有权作了明确规定，并要求书面契约、遗嘱等要取得官方承认，否则发生纠纷官方不予保护；又规定法定继承优于遗嘱继承。法定继承的顺序大体是，首先是诸子诸孙，倾向于均分家庭财产；其次是在室女和赘婿，只是份额相当低，赘婿的继承是依附于其妻子的；再次是出嫁女，因其出嫁时已得到一份嫁妆，其继承权已提前实现，不得再参加母家的分割，如没有诸子诸孙，又没有在室女的情况下，出嫁女可继承遗产；而寡妻则属特别顺序，其所继承的财产，只是供守寡之用，最终要移交给嗣子的。张咏如此判决，与当时的法律规定完全相符。

　　张咏身上还有个突出特点，他帮助别人之后，坚决拒绝别人的酬谢。据《太上感应篇·集注》载，宋代景德年中（公元1006年），敌寇多次侵犯边疆，许多郡县多次遭受侵扰，民众苦不堪言，而朝廷派来的军队却迟迟不能挫败敌寇。当时，李居正以小官的身份治理一个镇，他招募壮丁，奋力打击敌寇，并深入到敌人的巢穴，夺回了被掠去的民众，使他们安全地回到家中。人们都感恩李居正。

　　张咏将这件事秘密奏报给皇帝。宋真宗大为肯定，立即将李居正升迁为阁门祗候（官职名，从八品）。李居正不知缘由，有人告诉了张咏上奏的事。

　　李居正急忙想拜见张咏，没有获准。他便给看门的人送了礼物，将榜帖传入。张咏在纸帖上批写道：“你处理财物时廉洁，面临敌阵时勇猛，处理事情时勤勉，面临民众时施惠。加上严谨敬畏，这是报效国家的大丈夫本色。感谢却接近私意。”李居正虽没有得到张咏接见，却将张咏赠言当做座右铭，铭记终身。

　　张咏一生都“读典坟以自律”。这里的“典坟”，指的是各种古代典籍。本传载，“张咏尝谓友人曰：‘张咏幸生明时，读典坟以自律，不尔，则为何人邪！’”大意是，我张咏幸好生在太平盛世了，所以才读圣贤书自律，如果生在乱世，我张咏可能就是正邪掺半了。

　　张咏从小就刻苦读书，他出生在贫寒之家，幼时家里买不起书，只好到有书的人家恳求借阅，借到手之后再抄下来苦读。后来当了官，官俸几乎都用来买了书，藏书有近万卷之多。时人称他“不事产业聚典籍”。

　　晚年的张咏，“力学求之，于今不倦”。他在《缉书斋》诗中写道“伊余世上耽书客，古今万事罗胸臆”，即我生在人世间沉迷于读书，古今万事收罗于心并不断产生新的意念。这正是他捧卷苦读深思的生动写照。

　　张咏断案的故事启示我们，办案要切忌简单化、表面化，一定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抓住核心问题，破解要害争议，真正保护依法依理依情应该受到保护的当事人。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必须吃透案情吃透证据，还要深入学习和吃透法律条文，理解其精神实质，并做到运用自如。借用张咏“读典坟以自律”之语，当一天法官，就要钻研一天法律，且永远没有止境！

　　（作者单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