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受传统观念和现实环境影响，重男轻女、早婚早育等陋习仍难革除，有些地方甚至还有抢婚的习俗。很多正值花季的少女，本该拥有绚烂多彩的校园生活，却在贫困和偏见中放弃学业，早早嫁人生育，“花季妈妈”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如何保障这些贫困女孩接受教育的权利，走出看得见的“贫困循环”，需要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发力，专项治理早婚早育、加大控辍保学力度，切实把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传递到大山深处的每一个村寨里。

　　令人惋惜的“花季妈妈”

　　走在大学校园里，20岁的瑶族女孩吴美美轻松自信，充满青春气息。

　　去年，作为全乡第一个女大学生，她颠覆了家乡人的传统观念，也开启了人生崭新的一页。对吴美美来说，朝气蓬勃的大学校园与偏远闭塞的家乡，仿佛就是“两个世界”。

　　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雷洞瑶族水族乡戏劳村，女孩子的年龄成了一个“谜题”。

　　“我2000年出生，身份证上写的是1997年。”出生在这个少数民族村寨的吴美美说，为了方便提早结婚，村里女孩在上户口时，普遍会被父母多写3至5岁。

　　吴美美小学才毕业，家里已开始考虑给她找婆家了，上初二时就有人上门提亲了。吴美美告诉记者，村里的女孩子最多读到初中，身边有不少女孩子十五六岁就出嫁了，大多数都不办结婚证，自家人办顿酒、吃餐饭就算成家了。

　　“有个邻家女孩比我还小两岁，现在孩子都一岁多了。还有一个女孩大我两岁，学习成绩也不错，但父母不让读，初中还没毕业就嫁人了。”最刺痛吴美美的并不是自己无能为力，而是“全村人都不支持女孩读书”的观念如此根深蒂固。

　　看到同村的吴美美走进大学，瑶族女孩吴信梅满心羡慕与憧憬。“自己还是个孩子，不想嫁人，更不想早早地带个小孩。”“我一直很想读书，也特别羡慕读书的人，羡慕她们的生活。”她不无感慨地说，外面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可村寨里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女孩们的婚姻大多仍然被父母包办。

　　吴信梅在家里排行老大，印象中妈妈又生过4个妹妹后，才生了小自己10岁的弟弟。“其他几个妹妹出生后，都不知道去哪儿了，爸妈从没再提起过她们，可能被他们‘送人’了吧！”她回忆道。

　　去年，学习成绩不错的吴信梅，幸运地考上了县城的高中。入学那天，第一次来县城的她，不禁感叹“县城真大啊”。因为今年疫情蔓延，学校寒假延长，一些同为瑶族的男孩跟着父母来到吴信梅家提亲，其中还有她亲姑姑家的表哥。

　　“女孩不外嫁是我们这里的风俗，嫁个本村亲戚很正常。”面对记者诧异的神情，村里一位16岁的侗族女孩不以为然地说。有媒体报道，在一些偏远少数民族村落，十五六岁的女孩嫁给本族男子，在过去甚至是一种不成文的传统。

　　17岁的瑶族女孩覃晨碧特别怕“提亲”，这两年戏劳村里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差不多都结婚了，唯独她自己还不甘心。初中毕业后，她没有听从家里人的安排准备婚嫁，而是自己报考了职高护理专业。“三年后毕业了，我就去乡里的卫生院工作。”覃晨碧说。

　　黎平县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办公室副主任马林在基层走访中发现，随着年级升高，男女学生比例差距急速拉大。比如双江镇高求村，男女生比例小学为1.2：1，初中为2：1，到高中就成了13：1，村里没出过女大学生，只有一个女孩在读高中，考上大学的男孩却有9个。

　　长期从事未成年人保护的贵州省政协委员陈会琪，曾以贵州东部少数民族较为聚集的某县为样本，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9年11月，该县登记10—19周岁妇女20937名，早婚人数2222人，早婚率为11.47%，其中14周岁以下的有73人。

　　“很多家长看到自己孩子成绩一般，就让其放弃读书，带他们外出打工，或早早嫁娶成家。”一位在贵州支教多年的东部地区教师，对当地早婚早育问题深感忧虑。县医院一位领导告诉他，曾接诊过一个16岁女孩，竟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要为肚子里发育不良的第三个孩子做手术。由于没有人在手术单上签字，医院也没法为她手术。

　　“一些家长认为尤其是女孩子，读不读书无所谓，识几个字就行。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宽裕，女孩早点嫁人，不仅能给家里减轻负担，还能拿一笔彩礼钱。”这位教师说。

　　看得见的“贫困循环”

　　在贵州近些年脱贫攻坚中，很多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修葺一新，教育条件显著提升，但当地固有的早婚早育的婚俗观念，加之优生优育政策宣讲不到位，给控辍保学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以毕节市部分村寨为例，生孩子“三个五个是常态、七个八个不见怪”，年纪轻轻已是几个孩子的妈妈，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文盲或半文盲较多。那些早婚早育的女孩，只能眼睁睁陷入看得见的“贫困循环”。

　　吴信梅的妈妈没读过书，爸爸也只读了小学三年级。在她看来，妈妈和爸爸就是“前车之鉴”，早早结婚生子，十分辛苦地谋生。为了供养她和弟弟，父母在广西做伐木工人多年。

　　去年暑假，吴信梅第一次出远门，跟着父母去广西打工。顶着烈日苦干一天，算下来也只能挣100多元。为了多帮帮父母，她硬着头皮跟着干了20多天。“实在太累了。”吴信梅实在坚持不下去，哭着跑回了家。

　　父母这样艰辛的生活一眼望不到头，吴信梅不想重复这样的人生。“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有更多人生选择的权利”，吴信梅对自己未来的期许是，“找一份能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的工作，找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伴侣。”

　　吴美美的母亲出嫁时才17岁，身份证却显示她已经27岁了。“妈妈实际是1974年出生，户口本上是1964年。”从小跟着奶奶长大的吴美美，记忆中自己很小的时候，父母一直在外地打工。

　　据部分受访者回忆，在那个年代，村里的孕妇生孩子都是在家里，小孩出生并没有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晚几年上户口很普遍，常常是父母报哪一年就写成哪一年。

　　“当地有许多农村家庭，因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由隔代亲属监护。这些年龄较大、文化水平较低的祖父辈老人，早期的教育启蒙仅限于教孩子认几个字、数几个数。”浙江杭州学军中学原校长、贵州台江县民族中学校长陈立群说，等到孩子进入青春期，叛逆的性格需要引导、敏感的心理渴望抚慰，易入歧路的品德亟待纠正，这些留守老人就更无能为力了。

　　同时，依靠农村早婚早育风俗缔结的婚姻家庭关系极度不稳定，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加。戏劳村16岁的侗族女孩王燕告诉记者，她身边有些20岁出头的女孩已经离婚，还带着孩子，有的甚至又开始了第二段婚姻。

　　“如果下跪管用，我愿意跪下来求他们不要辍学。”黎平县雷洞乡一名干部无奈地说，由于地处边远和长期封闭，瑶族、水族聚居区有不少深度贫困村，一些少数民族孩子听不懂汉话，厌学情绪严重，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哪个村出现辍学，学校老师、村干部、包片指挥长、网格员都要想办法做工作，哪怕跑到广东、浙江也要把他们接回来。”

　　长期研究女性问题的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祝平燕认为，贫困地区孩子本身发育迟缓，未发育成熟的女性过早生育，胎儿患病和死亡概率很高，给社会带来隐性负担，造成一些已脱贫的农村家庭返贫，也阻碍社会的法治进程。

　　今天的女生就是未来的母亲，她们失去了受教育机会，下一代也必然受到影响。改变一个女孩的命运，无异于创造一个家庭的未来。

　　如今，早婚早育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2019年底，贵州省黔东南州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联合出台规定，依法惩治早婚早育、抢婚、不送子女入学等违法行为，涉及早婚早育、未满十八周岁未成年人辍学等相关违法行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20年1月15日，“加强控辍保学动态管理，开展早婚早育专项治理，确保贫困家庭孩子上学‘一个都不能少’”，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硬骨头”，被写进了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

　　飞出大山的“山凤凰”

　　2019年，杭州市下城区在黎平县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时，针对边远少数民族村寨存在的早婚早育现象，决定启动实施“山凤凰”关爱女孩公益项目。

　　黎平县委常委、副县长周国江说，“山凤凰”公益项目的目的就是帮助山区特殊困难家庭女孩圆读书梦，通过知识改变命运，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山窝里飞出“金凤凰”。

　　黎平县通过数据摸排，选择女生辍学失学率相对较高的贫困村为重点，开展实地走访调研，最终确定6个乡镇12个村为首批“山凤凰”关爱女生计划的受助范围——对初中应届毕业、考入高中、高中毕业、考入大学的女生，在落实教育扶贫政策的基础上，分别给予3000元、5000元、5000元、8000元的一次性奖励。

　　“要让村里人知道，女孩读书好，比出嫁更风光。”中、高考结束一开榜，县、乡、村帮扶干部以敲锣打鼓吹笙的方式，闹出最大的动静，将奖金送至受助女生家里，让家长充分共享女儿读书上学带给家庭、家族的荣誉感，引导村民认识到女孩受教育的重要性。

　　2019年8月，首批助学金共发放16.7万元，资助了29名女生。吴美美、吴信梅、王燕等成为首批“山凤凰”项目受助人。刚刚考入黎平一中的王燕在全村人注目下，接过5000元助学金，这一刻她泣不成声：“这一天我们女孩子成了主角，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目前就读于贵州一所师范学院的吴美美，是在全村敲锣吹笙的祝福声中收到的奖学金。她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写道：“那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读书是那么的自豪与骄傲。平日里，生活压力很大、笑容很少的父母，脸上也洋溢起了欣慰的笑容。我一定要特别努力，才能对得起那特别的一天。”

　　“经济上直接的奖励，既能切实解决山区女孩学费、生活费难题，又让女生家长直观感受到‘知识就是金钱’‘女孩读书有用’。”周国江说。

　　“对女孩的扶持，不仅改善了她们的境遇，也正在改变家长和村民的观念。”戏劳村驻村第一书记唐定海说，在贫困少数民族村寨不断上演“山窝里飞出金凤凰”的生动故事，强烈冲击着贫困少数民族村寨“女生读书无用论”的守旧观念，也正在铲除滋生“不重视女生教育”这一观念的“土壤”。

　　一些专家认为，治理早婚早育，关爱贫困女孩，不仅需要“山凤凰”公益行动，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发力，同时加大法律宣传和制度约束。陈立群认为，村、社区应加强摸底，及时掌握本地义务教育阶段女生的情况，对早婚行为要出面干预，并纳入村规民约自治范围，健全地方法规，对早婚早育未成年人的父母适当惩戒。地方妇联、团委和志愿组织、公益组织应加强合作，帮助这些女孩。

　　“政府应帮助有意愿的女性多接受教育，让更多‘山凤凰’飞出去，初中毕业后实在不愿意读书的，应通过职业教育、农技人员培训等方式，帮她们掌握一技之长。”祝平燕认为，将扶智与扶贫结合起来，在早婚早育现象严重的地区，通过校园讲座等方式扩大《婚姻法》宣传，提高青少年对早婚早育危害性的认识，通过培训乡贤、寨老、村干部等方式，逐步引导群众改变落后习俗。（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