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1月1日开始，长达十年的长江“禁渔令”开始实施。目前，“禁渔令”实施已近半年，但有媒体记者近期暗访发现，长江偷捕鱼类现象并未禁绝，特别是“江鲜”仍在暗中交易，有的一公斤能卖6000元左右。暴利驱使下，对长江鱼类的捕捞、运输、销售，已经形成完整的黑色地下产业链。

　　2019年，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公布《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提出今年年底前，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完成渔民退捕，率先实行全面禁捕；到2020年底前，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要完成渔民退捕，暂定实行10年禁捕。

　　长江禁渔是国之大计，生态保护关乎千秋万代。但是当地商户的一句话让人不是滋味：“物以稀为贵，越是禁止价格越高。”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曹钦也表示，“长江禁渔后，受暴利驱动，一些原先并非渔民的人也加入偷捕。”

　　禁渔令推高价格，客观上“引诱”不法之徒铤而走险，这显然不是制度设计的初衷。但是经济学基本常识告诉我们，需求不变供给减少价格自然会升高，进而刺激生产者增加供给。也就是说，“猫鼠斗争”将是长江十年禁渔期长期存在的现象。这说明，长江禁渔是一项系统工程，一纸禁令之下要解决的事情还有很多。

　　一线执法队伍人手与装备不足，是首当其冲的问题。比如长江江苏段400多公里，有渔业执法资格证的只有217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约100人。100人守400公里的长江肯定守不过来。视频监控、无人机这些新的技术手段有利于弥补人员不足的问题。但是人力、财力都是有上限的，不可能无止境地增长。

　　其实问题的关键还在需求端。偷捕的人是流动的，甚至不少人会选择夜间作案，但是吃鱼的人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卖鱼的餐馆也是固定的。记者在多个发生交易的市场上没有发现监管人员，这就说明本就有限的监管力量没有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只有把吃“江鲜”的产业链打掉，才能改变屡禁不绝的被动局面。比如通过细密的走访调查，有震慑力的处罚，让偷摸做“江鲜”生意的商家意识到得不偿失。

　　另外，渔民上岸的转型问题也要妥善解决。此前，长江沿岸地区暴露出，在退捕鱼工作中存在财政缺口，社保、补偿、培训的力度不够，导致上岸渔民面临返贫的威胁。其结果就是一部分渔民转入非法捕捞，造成更坏的影响。对此，就需要相关部门发展新型产业解决上岸渔民的后顾之忧。否则他们为了谋生计再度下水，禁渔执法就会面临“理不直气不壮”的难题。此外，还可以参考江苏的做法，聘请退出捕捞的渔民为护渔员，建立护渔队伍。因为渔民队伍庞大且长期在长江生活，对水上情况了如指掌，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江面巡护工作中。长期来看，这也有利于改变长江的生态和沿岸居民的心态。

　　总之，长江禁渔是一项系统工程，系统工程需要系统化执行。捕捞、运输、销售、餐饮、渔民转岗就业，每个环节都要跟得上做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