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机会，参加一次辩论赛，得知了许多传统经典的名称；又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传统经典的光辉带领下，看到了《孟子》这本名著。也许人生总是由许许多多的偶然构成。但是在偶然的背后，未必没有必然的原则。其实，在此之前，提到传统经典，总免不了与古董、封建之类的词汇相联系。然而，当我们处在进退失据的现实环境中，由烦恼而退居反省时，我们又怎能未知而言古董呢？

　　记得一位学者讲过，在时空对待中所产生的变异中，只是现象的不同，天地还是照旧的天地，人物还是照旧的人物，生存的原则并没有变，所变的只是生活的方式。倘若此言不差原则不变的话，我们不妨先读而后论，或者说试着从传统经典中探究那些隐藏在背后的原则。现在就让我们先来看看，《孟子》是否能给我们带来些启示吧。

　　一、义利之辨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作为一国之君，梁惠王一见孟子就急切地询问孟子有利于国家的举措，这并无不妥。然而，孟子却转移视角，将有利引到仁义上来。初看这一段，觉得孟子似乎很不通情理，不仅拒绝了梁惠王的问题，而且还对国君的出发点做了抨击。试想，古今中外，有哪一个统治者不求有利于国家呢？国富则民强，国贫则民弱的道理又有谁人不知呢？然而，接下来再看，发现并非孟子不识利，而是我们不识孟子吧。

　　在孟子看来，利与仁义并非截然相对的。首先，孟子并未否认利之存在意义。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若百姓无利可言，则国家不可富，社会不可安定也。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不违农时的名言，构造了“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美好情境。然而，孟子的利并不等同于仁义。当一国之君在考虑国家发展之时，则只能仁义当头。因为，只有如此，才能避免“上下交征利，国危矣”的险境。试想一下，一国之君，以利为本，极土木之盛，殚亿万之财，则民不聊生。满堂之臣，以利为本，滥用官权，行为有失公正，则民怨沸腾。国民百姓，以利为本，交相互争，互不相让，则社会难以安定。如此局面，都是仁义的缺失造成的呀！是故，利可少，仁义不可少也。这里，我们不禁要批评一下那些玩弄仁义的权智了。历史上利用仁义的美名以争权夺利的行为并不乏见。然而在其造成的危害中，争权夺利倒在其次，污了仁义的名则只怕会影响人的终生呀！

　　二、大勇可畏

　　齐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对曰：“王请无好小勇。”接着孟子举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在孟子看来，好勇本无所谓，关键是好匹夫之小勇，还是安天下民之大勇。后者可畏，前者可耻也。然而，联系当前社会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情，我们亦不免对大勇的缺失而感到遗憾。落网的贪官，有贪财之勇，却无承担罪行之勇；作弊的考生，有作弊之勇，却无承认错误之勇。面对社会问题时，我们有批评他人之勇，却无自我批评之勇。究竟，孰勇孰不勇也。而身处21世纪的我们，若无大勇，又当如何乘风破浪，为我们祖国的进步保驾护航呢？由此可见，孟子对勇的分析，于我们当今社会亦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想到这里，我不禁要问，在仁义和大勇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在发生原则性的作用?答曰：仁爱之心也。拥有仁爱之心，则义利可明辨，大勇可养成。古往今来，有仁爱之心者，皆可为义而举，勇往向前。诸葛亮心怀仁义，对孟获七擒七纵；孙中山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终身。若没有仁爱之心，恐怕是教化自教化，名人自名人了。因此，有仁爱之心者，人恒爱之，这一点需要谨记。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要说，孟子所言皆是如何为君，与我有何相关呢？然而，当今天社会，国家的前途并非只取决于一个领导人，还有我等平凡大众。因此，仁爱之心的拥有对于我们全体公民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传统经典给我们的，是古人经过辛勤地探索而得来的。它对我们最大的益处莫过于让千百年后的我们少走些弯路。基于此，知它、用它才是我们对待传统经典最恰当的方式。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传统经典中的一些情形已不适用于我们现代社会，但是其中的基本道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就像拥有一颗仁爱之心，就千古未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