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贯》是一部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戏曲作品，反映的是肉商尤葫芦借得本金十五贯，夤夜醉归；赌徒娄阿鼠图财杀尤，嫁祸尤之养女苏戍娟及过路店伙熊友兰；无锡知县过于执将苏、熊问成死罪。苏州知府况钟奉命监斩时发现疑点，乃深夜入辕，面见应天巡抚周忱，请准停刑重审。况亲赴现场堪查，并化装私访，取得罪证，抓真凶，平反冤狱。在这个故事中，尽管无辜的苏、熊二人受尽了人间酷刑，但毕竟由于遇到了极其聪察的清官况钟而保全了性命；并且，最后在况钟撮合下，苏、熊二人还喜结连理。因此，说《十五贯》是一部喜剧恐怕并不为过。

　　同时，冯梦龙编纂的小说集《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中，故事的主人公就没有戏剧中的苏、熊二人那样幸运了。南宋年间，监安城的刘贵与浑家王氏没有子嗣，纳陈二姐为妾。一日，刘贵夫妻到岳父王员外家，王员外因刘家日趋没落，便给刘贵十五贯钱让其开个柴米店，赚些银子度日。刘贵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做经纪的旧相识，便向他讨教做生意的经验，顺便二人吃了几盏酒。由于王夫人未能随刘贵一起返家，刘贵到家后只有陈二姐一人在家；刘贵趁着酒醉，戏言将陈二姐典了十五贯钱。陈二姐看到刘贵真的拿回了十五贯，便信以为真，趁刘贵酒后熟睡欲回家告诉父母，路上遇到了崔宁，二人一起赶路。而刘贵在熟睡中被杀，十五贯钱被抢去。和戏剧中一样，众人从崔宁的身上也正巧搜出了十五贯钱。因此，陈、崔二人被刘贵的邻居送官。临安府尹听得有杀人之事，丝毫不允许陈、崔辩解而认定他们因奸而杀了刘贵，而陈、崔经受不住酷刑只得屈招。府尹叠成文案，奏过朝庭，部履申详，倒下圣旨，将陈、崔二人一斩一剐。一年后，王员外担心女儿守寡过于清贫，派人接女儿王氏回家。路上，被一强盗所劫，王氏成了压寨夫人。后强盗又连劫几主大财，家间丰富了。王氏随劝强盗改行从善，强盗也回心转意。一日在家闲坐，强盗将当年抢劫刘贵钱财，导致陈、崔因此而被屈杀的事情告诉了王氏。王氏知道了自己原夫是被这个强盗所杀，寻到机会便到临安府叫屈。此案终于大白，强盗被判斩刑，原问官断狱失情，削职为民。

　　在这个故事中，固然陈、崔二人被冤的事情终于因找到了原凶而大白于天下，但人死已不能复生，因此，小说中十五贯的故事是一个十足的悲剧。与其他大多数公案戏曲、小说中冤案不同的是，在两个十五贯的故事之中，均没有官员贪赃枉法的情节，而之所以出现无辜的冤案，正是因为案件之中的事情过于巧合了：受冤屈都是孤男寡女一起赶路，且男子身上不多不少正好与被害人被抢的钱数都是十五贯，从而影响到了司法官员的判断。笔者认为，虽然历史上况钟确有此人，但在其他故事中，况钟还曾经断过“死孩儿”——况钟能够听到刚刚出生便被母亲溺死孩儿的哭声因而破获了一起案件。在文艺作品之中，况钟的智慧已经远远超过普通人甚至超出人的智慧能够达到的水平而被称为“况青天”了。因此，在戏曲中，苏、熊二人遇上了“况青天”本身就是一种巧合。而在小说中，案件本身存在着诸多疑点，但陈、崔未能遇到超出普通人智慧的司法官员从而造成出现了两个无辜的冤魂这样的悲剧。并且，使得原凶暴露，陈、崔二人得以雪冤的原因同样非常巧合：假如抢劫王氏为压寨夫人的并不是本案的原凶、假如原凶不向王氏陈述当年的真相，恐怕陈、崔二人的冤案将会是覆盆难照、永无出头之日了。

　　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它既需要人们在欣赏文学艺术作品时，从恶人得到恶报、正义得以伸张的喜剧作品中获得精神上愉悦的享受，但同时，它更需要悲剧将真实的社会现象反映出来，从而使得人们从造成社会悲剧的文化、制度进行深刻的自省、反思，以减少或者说杜绝今后再发生类似的悲剧。比如，尽管由于讼狱涉及人的自由与生命的大问题，司法官员应当由富于智慧的人来担任，但同时还应当看到的是：能够达到像况钟那样极度智慧的司法官员毕竟是少数，因此在防止冤狱方面，就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远远超出常人智慧的“青天”，而应当探索和构建依靠绝大多数司法官员能够达到的智慧的基础上,如何防止被告人被冤枉的讼狱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社会既需要况钟那样的“青天”，但更需要探索和完善能够防止出现冤案的讼狱制度的建设。

　　（作者单位：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