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坚志》为宋代文人洪迈所著，包含宋人遗文轶事、诗词歌赋、风尚习俗等多种题材，总体上表达了扬善惩恶的创作思想。其中既有对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的鞭笞，也有对正直清官、善良百姓的歌颂，是后世研究宋代风土人情、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书虽对社会弊病有所揭露，呈现出一定的思想深度，但由于作者所处时代的局限性，难免存在封建糟粕之处，我们应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去看待本书。书中记载了很多宋代的司法案例，“张道僧杀人被判无罪案”就是其中之一，对当今我们研究正当防卫案件，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本案发生于宋光宗绍熙辛亥年（绍熙二年，1191年）冬季。武陵人张道僧时年十三四岁，其从小失去父母，与祖母独居，颇为孝顺。长时间雨雪天气之后，天方晴，张道僧出门在溪边钓得一鱼，准备回家。当地铁匠陈长三在溪水对面看到了，就渡水过来向张道僧索要鱼，但被张道僧拒绝。陈长三说：“你随我至铁铺，我拿百钱给你。”张道僧再次拒绝，陈长三径直将鱼抢走，张道僧随后追赶，追至溪水对岸，二人开始争吵、扭打，都落入了水中。陈长三身量高大，骑在张道僧肚子上，揪住他的头，捶打脖子。岸上的人听到了喊叫声，赶紧跑来劝架。张道僧疼痛难忍，想要挣脱，就抬脚踢陈长三，正中陈长三要害之处，陈当即死亡。

　　根据宋代律法规定：“斗殴者，元无杀心，因相斗殴而杀人者，绞。”故一般情况下主观上本无杀人的故意，于扭打、缠斗中失手杀人的，应处“绞刑”。但对本案，时任太守温州永嘉人刘立义看过案卷之后认为“此无罪人也”。

　　张道僧伤人致死本应被判处绞刑，缘何被认定为无罪？能够做出合理解释的便是正当防卫原则。有学者言明，“中国古代无正当防卫之名，而有正当防卫之实”。我国古代正当防卫理念早在《周礼》中就有体现，“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即对于侵犯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不法侵害，都可进行正当防卫。此后，各朝中对斗殴、罪人拒捕等情形中也多设置有正当防卫条款。在审理正当防卫案件时，司法官员多结合特定情境、案件具体过程，平衡情理和国法，以实现个案公正。在张道僧伤人致死案中，刘太守从矛盾发生的原因、双方力量对比、天气环境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得出了张道僧无罪的结论，体现出在特定情境下，人们有权采取防卫措施反击他人侵害的理念。首先，刘太守援引王安石断斗鹌鹑案中的判论“公取窃取皆为盗”，认为陈长三强抢张道僧的鱼，实为“盗”，这是双方矛盾发生的原因。其次，刘太守指出彼时天气“穷冬凝寒”，而陈长三引诱张道僧渡水，把他压在水里置于危险之中而不顾，且双方力量悬殊，“道僧疲弱”，但陈长三是身强力壮的铁匠，“捽其头，捶其项”，僵持时间稍微长些张道僧可能就会死去。在此情况下，张道僧被迫用脚踢陈长三，偶然踢中其要害部位致其死亡，刘太守认为这是盗匪与失主之间的争斗，反被失主所杀，所以张道僧是无罪的。该案上报至提点刑狱司及省寺后，都赞同刘太守的判断，陈家人也无话可说。

　　本案审理和判决已颇具现代正当防卫制度色彩。第一，区分互殴与防卫行为的关键是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防卫意图，即为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对此可从矛盾发生的起因、推动案件发展的贡献大小、暴力程度、双方力量对比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而非仅以行为人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排除防卫意图。本案中陈长三强抢张道僧的鱼，率先挑起矛盾，不义在先；又恃强凌弱，殴打张道僧在后，持续推动案件走向恶化，张道僧的行为在自身面对不法侵害时防卫意图明显。第二，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已经形成现实、紧迫危险。“现实、紧迫危险”的认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具体情境式判断，至少需要考虑不法侵害人的状况、防卫人的状况和防卫环境等因素，本案综合天寒地冻时节和不法侵害人的状况、防卫人的状况，证明陈长三实施的不法侵害已属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具有现实紧迫性。第三，立足于一般人的标准，判断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以判断防卫行为是否超出合理限度。判断时应准确把握防卫时间、限度等条件，同时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准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本案中，张道僧在面临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时进行反抗，是一般人面对这种情形的本能反应，其虽在危急时刻偶然踢中陈长三要害之处致其死亡，但不应苛求防卫人未尽到谨慎义务，应判定该行为未超出合理限度。

　　我国古代正当防卫理念几经变迁，不断权衡人情与法理、社会一般价值与国家统治需要之间的关系，已经存续于民众情感、扎根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之中，成为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公平正义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虽然我国古代正当防卫理念与现代正当防卫制度仍有一定区别，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法律不能强人所难”，面对不法侵害可以采取防卫措施的理念是相通的，在审理案件时应当综合考量客观行为、特定环境、主观心态的思路是一致的。因此，张道僧杀人被判无罪案对当今社会发展正当防卫制度、审理正当防卫案件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

　　案例原文：

　　武陵细民张道僧，少失父母，独与祖母霍氏居，年才十三四，而颇孝谨。

　　绍熙辛亥之冬，久雨雪。方霁，张出溪边，见鱼游，归取钩垂钓，得一鱼，喜甚，串以竹杪，将还。溪西铁炉下人陈长三望见，度水求之，张辞以欲归遗婆，陈曰：“随我到垆下，以百钱偿汝。”又不可，陈径携鱼去，张亦度溪追蹑。

　　至岸，挽陈衣，纷竞不解，两人俱坠水。陈长身丰伟，跨张腹压之，且捽其头，捶其项。岸上人闻叫呼声，急趋救。张正负痛欲脱，从下举足，适中陈隐处，陈立死。

　　里正执张诣县，狱成赴府，府守永嘉刘立义阅其牍曰：“此无罪人也。”即援王荆公断斗鹑事书判曰：“公取窃取皆为盗。道僧得鱼而长三彊取之，盗也。诱之过溪而取之，压之水而犹不置，时穷冬凝寒，道僧疲弱，少缓且死，道僧以足踢之，偶中其隐死，是盗与失主斗，为失主所杀耳，道僧无罪。”

　　召保知在具申提点刑狱司及省寺，竟从所断。陈氏之人亦无词。

　　【载于（宋）洪迈：《夷坚志》（第三册）之《支景卷第十·十五事·陈长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