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铃铃、叮铃铃……

　　临近下班的我接到了当事人的电话。“这件事不解决，我是不会走的！”电话里传来当事人愤怒的声音。

　　打电话的是一名申请执行人韦权（化名），他与尹盾（化名）的借款案件于2018年胜诉并申请强制执行。能查询到的财产只有尹盾的退休金，执行法官遂对账户进行了查封，逐年扣划。2021年，尹盾未到社保局进行人脸识别，退休金被停发。执行法官多次前往400多公里外的当地社保部门沟通协调，但即使拿出尹盾在2023年驾驶违章的证明，社保部门仍不予发放。

　　“如果尹盾永远找不到、永远不验证，我的钱就永远就拿不到了么？”作为分管执行的副院长，在不久前的接待日上，我接待了韦权，他表现得异常焦急。

　　我耐心地安抚当事人的情绪：“这件事我一定解决，你以后就直接找我吧。”这是我对韦权的承诺。案件通过交叉执行程序，院里决定由我办理。

　　今年4月26日，我和同事小马踏上去A市的高铁，城市里高楼林立，道路车水马龙，对如何能找到尹盾我真的是无从下手。我们来到了派出所，得到了副所长热情的接待，他认真帮我们梳理尹盾的信息，但也仅找到了违章车主的电话，确定违章车是尹盾开的和违章的路段，我也记下了尹盾的相貌。

　　我和同事来到了尹盾曾经违章的路段，但太大了，尹盾也不一定住在这，有可能是路过违章。法警问我接下来做什么？我说先住下来值勤。整个下午，我们都在这个路段排查往返车辆。我办过不少“大海捞针”的案件，但从没有像这样毫无头绪地查找。

　　晚饭后，我们骑着共享单车穿梭在街道两旁的高楼小区当中，对停放的车辆进行地毯式排查。天上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我们穿着单衣走在春寒料峭里。晚上10点我们还是一无所获，拖着满身的疲惫回到宾馆。我把白天拍摄的一些照片发给了韦权，希望得到他对我们工作的理解。

　　4月27日早5点，我们又分别到各自的路段值守。整个上午一无所获，下午我和同事骑着电动车排查到西十二道街，向西望去，越过一座高架桥还有一片小区。来到高架桥边的小区，我们又各自骑着电动车在小区内漫无目的地寻找。我在一期的小区内查看了所有车牌，但一无所获。我沿着一区外通向三区的小道边走边排查，突然，一个车牌闯入我的眼中。奇迹出现了，这正是我们苦苦寻找的车，我打电话通知同事，他让我说了三遍，还以为我是在逗他。

　　我立即打电话向院长作了汇报，院长指示：“看住车，注意安全，注意工作方法。”院里制定了执行方案并连夜派干警支援执行。

　　4月28日清晨，我与赶来支援的干警没吃早饭就来到车的周边蹲守，但等到上午10点也没有人来开车。车的风挡已留有较厚的灰尘，应该是长时间没开了。怎么办？我来到小区内，有选择地探询，并拿出尹盾身份证的照片让居民辨认。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我询问一名女同志时，她说尹盾住在E栋1单元604室。我急忙来到6楼，用耳朵贴在604室的门上，听到屋内有人说话，我便通知其他同事上来敲开了房门，开门的正是70岁的尹盾。

　　我们出示了证件，尹盾惊诧地说：“你们竟然能找到我，真厉害。”

　　在法院执行的威慑下，尹盾与韦权达成执行和解，并到社保机构进行人脸识别。社保机构将退休工资打到尹盾银行卡上，补发的退休金足以清偿其拖欠韦权的债务。韦权的债权得以实现，我也兑现了对韦权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