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牟林翰与陈某确立恋爱关系，二人曾在北京市某学生公寓及陈某家中、牟林翰家中共同居住。牟林翰因纠结陈某以往性经历一事心生不满，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陈某，并表达让陈某通过“打胎”等方式换取其心理平衡等过激言词。2019年10月9日，陈某与牟林翰争吵后独自外出，在某公馆房间内服药自杀，后经救治无效死亡。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判处牟林翰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同时判决牟林翰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某之母各项经济损失73万余元。

　　王政勋点评：

　　同样是基于实质解释，胡阿弟案限缩了刑法的适用范围，牟林翰案则对其予以扩张，限缩、扩张的理由都是基于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这两个案例对于防止机械执法、教条执法，都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家庭是基于婚姻和血缘建立起来的共同生活体。民法典规定的“家庭关系”包括“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后者指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兄弟姐妹。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与此有所不同，如并未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祖孙之间不可能实施虐待行为。所以，虐待罪中“家庭成员”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刑法文本对此虽然未予明确，但结合虐待罪的行为方式，“共同生活”的含义不待言而知。

　　民法的目的在于规范民事关系，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只有基于婚姻关系、较近的血缘关系才能产生扶养、继承等民事权利，因此民法典规定的家庭关系范围较窄。但是，基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血缘较为疏远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儿、外甥乃至表侄、堂侄等在民间也被认为是近亲属，他们可能在一起共同生活；男女之间如果长期同居（共同生活）在一起，就具有类婚姻关系。这些人员之间不产生扶养、继承等民事权利，但在刑法上当然享有不受虐待的权利。由于民法和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不同，对同一术语的意义界定也就有所不同。

　　这样，对于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既需要把那些基于婚姻、血缘建立起“类家庭关系”的成员包括在内，又能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把牟林翰虐待同居女友的行为认定为虐待罪，符合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