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应主动融入党的中心工作和治理大局，能动司法、积极履职，从注重犯罪惩治效果向兼顾犯罪治理效果转轨，从根本上减少矛盾纠纷，厚植党的执政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严重暴力犯罪等重罪案件持续下降，新类型犯罪等轻罪案件则有所上升。刑事审判作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手段，既关乎政权稳定和法治大局，也关乎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切身感受。人民法院应主动融入党的中心工作和治理大局，能动司法、积极履职，从注重犯罪惩治效果向兼顾犯罪治理效果转轨，从根本上减少矛盾纠纷，厚植党的执政根基。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近年来，我国出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广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人民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数量整体下降态势非常明显。犯罪态势的深刻变化，决定了刑事审判的模式也要从传统惩罚犯罪向现代治理犯罪转变。从治罪思维到治理思维转变，符合国家犯罪对策转型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是人民法院自觉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以自身工作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务实举措。人民法院应与时俱进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要当好“刀把子”“枪杆子”，对涉及国家、公共安全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恶性犯罪继续依法严惩；也要当好“排雷器”“探测器”，对大多数轻刑化犯罪用更加理性和系统的方式去化解和预防。

　　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人民法院要不止步于结案，努力避免“一案结、多案生”的现象。刑事案件多寡是社会治安环境和治理水平好坏的风向标，人民法院要在案结事了的基础上避免衍生关联案件，久久为功减少刑事案件数量。例如，邻里、家庭和民间矛盾激化导致的刑事案件，通常具有复杂的历史渊源和生成机理，是容易激化矛盾、衍生案件、引发信访的重要领域。对于这类案件，人民法院要通过依法运用定罪免刑、非刑罚处罚措施、宣告缓刑等司法资源，把附带民事调解工作做深做实，依法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真正彻底化解，避免可能衍生的二审、再审或执行案件，预防矛盾在未来重复或者更大爆发。

　　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人民法院要努力实现“一案结、类案消”的效果。从近年来屡屡引发社会关注的案例来看，刑事案件对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正义感有重要影响，更能获得社会公众长时间、高频次的关注和讨论。因此，人民法院要在刑事案件的处理上多费一点心思，跳出“机械司法”“就案办案”的误区，把刑事审判工作向社会面延伸，从而实现必要犯罪惩治和适度犯罪控制的统一。例如，对于电信网络诈骗、危险驾驶、毒品犯罪等案件，人民法院应该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依法采取公开宣判、强化宣传等措施，放大案件所内含的普法、警示、教育作用，震慑消弭同类犯罪、教育挽救潜在罪犯，提升人民群众法治素养，促进社会法治意识养成。

　　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人民法院要不拘泥于审案，努力追求“一案结，一地治”的目标。《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明确要求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笔者认为，刑事案件源头治理可以分为诉源治理和溯源治理两个层次。前者通过刑事和解等，控制和减少刑事案件的数量；后者通过消除犯罪条件、减少犯罪机会，实现犯罪预防。这就要求人民法院深入剖析刑事案件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向地方党委汇报、发送司法建议或走访座谈等途径，消除重点领域、行业、人员的犯罪隐患，以实现治罪效果与治理效果的统一。例如，对于企业间侵犯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刑事案件，应该综合考虑企业成长历史、发展前景、认罪态度等情况，在依法慎重适用刑事处罚的同时，接受和支持侵权方进行合规整改的请求，促进企业乃至相关行业守法经营、健康发展，做好刑事审判“后半篇文章”。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