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国府老仆焦大，《红楼梦》前80回只出场一次的人物，在书中戏份不多，但影响却不小。第7回，宁国府晚饭后，大管家赖二派焦大送秦可卿的弟弟秦钟回家。醉酒的焦大不满，先骂赖二，继而骂贾蓉、贾珍，最后说出“没天日”的话。焦大的醉骂，预示了贾家“运终数尽，不可挽回”。从法律的角度对“焦大醉骂”事件进行分析，就对《红楼梦》及当时的法律有更深刻的认识。

　　“焦大醉了，又骂呢”

　　从书中情节来看，焦大骂人主要原因有三，其一，管家派事不公，“有了好差事就派别人，象这等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其二，宁国府家主息事宁人，对焦大的无礼行为，贾敬、贾珍等人“不理他”，用焦大自己的话说就是“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造成了“奴大欺主”的局面。其三，焦大的性格——即其名字的含义“骄傲自大”。他救过贾府先祖的命，“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所以，焦大说赖二：“焦大太爷跷跷脚，比你的头还高呢。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并反问贾蓉：“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

　　现代社会，骂人虽然不对，但通常并不构成犯罪。但古代视骂人为扰乱统治秩序行为，要对行为人处以刑罚。《清律》“骂人”条规定，“凡骂人者，笞一十；互相骂者，各笞一十”。焦大骂赖二即适用本条。焦大固然功高，但并未解除奴籍脱离贱民身份，仍是贾府家奴。赖二虽是贾府大管家，甚至自己家里也呼奴使婢，但仍然属于贱民。贱民詈骂贱民，或者贱民之间互骂，都适用本条“笞一十”。

　　封建社会立法有一个原则，良犯贱，处分较常人相犯为轻，贱犯良，其处分则较常人相犯为重。但是，焦大骂贾蓉、贾珍，又非简单的贱犯良，而是属于奴犯主。《清律》“奴婢骂家长”条规定，“凡奴婢骂家长者，绞（监候）。骂家长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杖八十，徒二年……”对比前述“骂人”条，本罪则是一骂即绞。再结合奴婢殴家长罪中的规定，可以发现，奴犯主不仅破坏了良贱关系，还挑战了主奴秩序，较普通贱犯良的处分加重。通过刑责的轻重悬殊对比，可见封建社会名分之严、人伦之重。只是，骂人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行为，若动辄得咎，则犯者众多，加上骂人犯罪多为亲告罪，若无受害者告发，法律不主动追究，所以真正以该条科以刑责的并不多。

　　“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

　　在“焦大醉骂”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焦大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众小厮听他说出这些没天日的话来，唬的魂飞魄散，也不顾别的了，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这些“没天日”的话，揭开了宁国府的遮羞布。

　　红学界通说认为“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说的都是秦可卿。“扒灰”意思是公媳偷奸乱伦。

　　“养小叔子”意思则是叔嫂通奸，即兄弟和嫂子通奸。红学界对“养小叔子”说的是谁，没有定论，更多的认为是秦可卿与贾蔷，理由主要是：其一，焦大是宁国府老奴，骂的人、知道的丑事应该都在宁国府。其二，第9回的“闹学堂”情节隐露出贾蔷在宁国府有流言蜚语，写贾蔷“亦系宁府中之正派玄孙，父母早亡，从小儿跟着贾珍过活……宁府人多口杂……贾珍想亦风闻得些口声不大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与房舍，命贾蔷搬出宁府，自去立门户过活去了”。其三，秦可卿死后棺材用的是“万年不坏”的樯木，“蔷”“樯”音同，按照曹雪芹惯用的谐音寓事笔法，可能暗喻“养小叔子”说的就是秦可卿与贾蔷。不管是谁，在明清两代，“养小叔子”都是一种犯罪行为。

　　“扒灰”“养小叔子”属于“禽兽行”，历代法律对此处罚都极重。至少从唐代开始，亲属之间的奸罪与常人相奸（凡奸）处罚就不相同。常人相奸，唐、宋不过徒刑，元、明、清不过杖刑（杖刑八十，有夫者杖九十），强奸处绞（监候）。而同宗亲属犯奸，明清法律均加重治罪。甚至，与小功以上的亲属如兄弟妻、堂姊妹等通奸的犯罪，已经进入十恶之中的“内乱罪”，处分更重，且“常赦所不免”，犯罪者也不再享受“八议”特权。至于与期亲如姊妹、子孙之妻等通奸，因亲等更近，灭绝人伦，法律对此有死无赦，唐、宋律处绞，而明、清律则处斩，让犯者死无全尸。

　　贾珍与秦可卿的公媳乱伦，按照《清律》“亲属相奸”条第三款“若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孙之妇、兄弟之女者，各斩”规定，二人没有活命的理由。

　　而秦可卿是贾蔷的“族兄弟妻”或“再从兄弟妻”，已出五服，属于“同宗无服之亲”，按“凡奸同宗无服之亲及无服亲之妻者，各杖一百”的规定，应各杖一百。

　　封建家长制下，相对秦可卿，贾蓉又是家长，家中成员犯法，家长一般也要承担刑事责任。但贾蓉对秦可卿的犯罪行为是否担责，要看其是否知情，如知情且不加阻拦，则又触犯了《清律》“纵容妻妾犯奸”条“凡纵容妻妾与人通奸，本夫、奸夫、奸妇各杖九十”的规定，应杖九十。从书中情节如后文第64回提到贾珍、贾蓉“素有聚麀之诮”等推断，贾蓉很可能是知情的。

　　“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

　　焦大先骂管家，贾蓉“忍不得，便骂了他两句，使人捆起来”。于是焦大“赶着贾蓉叫：‘蓉哥儿，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因为醉酒，焦大说狠话时把红、白颠倒了。

　　很明显，焦大威胁的是贾蓉。礼法要求奴婢事主，应存谨敬，不得稍存怠慢之心，更不得有犯主行为。从主仆关系看来，贾蓉是少主，焦大是老仆。尽管“贾府风俗，年高伏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但体面归体面，并不能改变焦大的奴才身份。就如文中所说，“虽是有过功的人，到底主子奴才的名分”。

　　在焦大说了这句威胁的话后，王熙凤对贾蓉说，“以后还不早打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留在这里岂不是祸害？”“祸害”显然包括了焦大对家主存在的人身威胁。以王熙凤朴素的法律观，她清楚地知道焦大的言行已经违法，所以说他没有“王法”。

　　按照明、清法律规定，家主犯罪，奴才有义务隐瞒，而不能告发家主，即使所告属实，也属于干名犯义，得“杖一百，徒三年”。而对于家奴杀死家主的行为，唐、宋至少是绞刑。《清律》“奴婢殴家长”条规定，“凡奴婢殴家长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过失杀者，绞。伤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所以，清律不问奴才对家主是殴杀、故杀、谋杀，皆五刑（笞、杖、徒、流、死）外用刑，用最残酷的重刑——凌迟处死。即使谋杀未遂的也要斩。法律将杀主的奴才判处凌迟，与挑战封建皇权的谋反、谋大逆等处罚同一等级，体现了封建法律对等级秩序的坚决维护。

　　但值得探讨的是，焦大醉酒后说“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是真的想要杀人，还是只是“醉汉嘴里混唚”，即所谓的“嘴欠”？从书中情节来看，后者可能性更大。在封建社会法律以结果论罪的背景下，焦大既没有实际杀主，也没有“谋”，即没有犯意，在没有造成任何后果的情况下，可能难以以“奴婢殴家长”条定罪量刑。但即便如此，该行为也可以和骂家长行为合并适用“奴婢骂家长”条定罪处刑。

　　焦大的再次出场，是续书第105回的抄家，他终究看到了贾家不肖子孙的下场。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