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充（217年—282年）是魏晋时期人，以孝闻名，年少丧父，承袭父爵为侯。他为政致力农业，节省用度，合并官吏，减省职位；他任职从容，褒贬在于自己，喜好举荐人才，对于所荐之人自始至终地提携，士人都愿意归附他。对于反对自己的人，他行事做作，佯装不以为意，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官吏，但是，贾充并非正直之人，他善于观察上意，专事谄媚，因此遭受任恺、庾纯等刚正之士的抵制。

　　贾充在历史上背负恶名，主要是因为他在司马昭弑君一事（260年）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作为司马氏的家奴，贾充深得司马昭的信任。当司马昭侵权日甚，曹魏皇帝高贵乡公曹髦与司马昭矛盾激化，率人攻打司马府邸，贾充带人抵御，短兵相接，司马府兵将不敢战，贾充叱责诸将说：“司马公畜养你们这些人，不就是为今天吗！还迟疑什么！”太子舍人成济听他一说，才抽戈犯跸，将曹髦杀死。事后司马昭问仆射陈泰此事如何处理，陈泰说“只有腰斩贾充，才能向天下谢罪”；司马昭舍不得，问陈泰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陈泰说只此一途，别无他法。司马昭归罪成济，夷其三族，成济做了替死羊；在司马昭的袒护下，贾充得以保全，逃过一劫。但是时人心知肚明，恶名还是要由贾充来背，以至于庾纯借着酒劲当众质问贾充“高贵乡公何在？”贾充既惭愧又愤怒，上表要解职。吴主孙皓投降后，贾充打趣孙皓说：“听说你在南方凿人目，剥人面皮，这是什么样的刑罚？”孙皓揶揄他：“人臣有弑杀君主的、奸邪不忠的，就施用这种刑罚。”贾充听了羞愧不语。

　　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曹氏与司马氏之间是非儒家的寒族与儒家的豪族之间的斗争。弑君对于司马氏这种服膺儒教标榜君臣名分的儒家豪族来说，是难以越过的槛儿；但非儒家出身的贾充没有这个心理负担，他站出来承担这个任务，既为司马氏扫除了障碍，又保全了司马氏名教信徒的名节，是司马家的大功臣。以贾充两世受魏恩惠，且与司马氏阶层不同的出身，主导参与弑君大概是贾充融入司马氏集团的一个重要投名状。

　　贾充的弑君之行为被史官口诛笔伐，以至于掩盖了他在历史上的功绩，这个功绩便是主持晋律的制定。贾充不仅得到了司马昭的信任，又因为极力维护司马炎继承皇位，也得到了司马炎的信任，被委之腹心之任，命他领衔制定法律，据《晋书·贾充传》载：

　　先帝愍元元之命陷于密网，亲发德音，厘正名实。车骑将军贾充，奖明圣意，谘询善道。太傅郑冲，又与司空荀顗、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及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荀煇、尚书郎柳轨等，典正其事。

　　《晋书·刑法志》的记叙更加详尽，司马昭当政之时，因为前代律令和各家注释繁杂，虽然经过陈群、刘邵的改革，但法网依然细密，对于各家注律只取郑玄之说，亦不免偏颇，因此命令贾充领衔修订法律，与太傅郑冲、司徒荀顗、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吏部令史荣邵等十四人办理此事。他们在《九章律》的基础上，沿用它的分类，修正它的体例，改具律为《刑名》和《法例》，分《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按照案件类别制定了《卫宫》《违制》，按照《周官》制定了《诸侯律》，合起来总共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个字。相对于前代律令，晋律删繁就简，存其清约，因应时代，适用中典。军事、田农、酤酒等仍应暂时存留的，不入律，以令来规定。

　　这部律典便是《泰始律》，其“刑宽禁简”“班于天下，百姓便之”。瞿同祖先生认为，这十四人中，“大约除贾充一人外，皆为倾向儒家主义者”。确实，郑冲、杜预、荀顗、荀勖、裴楷、羊祜等人都是儒家，但贾充是绝对的法吏，据《晋书》记载，他“有刀笔才”，做过廷尉，“雅长法理，有平反之称”。因此，可以看出，在《泰始律》的制定过程中，贾充的贡献或可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贾充有主持之功，《晋书》直接说“充所定新律”。他以刀笔之才，领衔制定法律，虽然是纯粹技术官僚，但能容忍儒士将儒家礼教撰入刑律之中，汇为法律儒家化的滔滔江水，实属难能可贵。当然，容忍法律儒家化也有可能是他顺水推舟，谄媚服膺儒家的司马氏的结果。第二，鉴于贾充的出身和履历，他对于《泰始律》中条文的技术规定定当有所贡献。

　　秦朝奉行法家之治，二世而斩，汉初推行黄老之治，但随着国家和社会逐步常态化，黄老之治已然不能满足治理的需求，只能转求新的治理之道。原有的儒墨道法，可资适用者只有儒家，但是古典的儒家扬弃律法，不能因应时代，因此只有改良升级，将律法纳入儒家框架之中，形成“霸王道杂之”的新的治道。汉朝时，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多家注律，利用法律解释的形式引礼入律，左右法律；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儿宽“以古法义决疑大狱”，董仲舒、应劭春秋断狱，以司法的形式引礼入律，改造汉律。及至曹魏，儒臣上位，才开始从立法层面引礼入律；中经晋朝，至北朝时期基本安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法律的儒家化，所化者并非是古典儒家，毋宁是改造之后的西汉儒家，是“法家化”的儒家。

　　贾充领导的晋朝修律，便是这个中华法系历史上法律儒家化的极为重要的一环，制度创新所在多有。例如，为了“竣礼教之防”，《泰始律》首创“准五服以制罪”的制度，依照五等丧服制度确定刑罚轻重，开创后世服制定罪的先河。因此，我们不得不说，主事者贾充在中国法制史上、中国刑法史上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

　　主持晋律制定是贾充一生中的重要事项，他的妻子罗列他的功劳为“刊定律令，为佐命之功”，将制定晋律放在首位。然而，贾充死后，曾有博士议其谥号曰荒，“盖棺定谥，激扬清浊。故何曾虽孝，良史载其缪丑；贾充有劳，直士谓之荒公”。在世人眼中，弑君行为如此严重，以至于他的定律之功都被弑君行为掩盖掉了。

　　（作者单位：北京林业大学法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