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各朝撰写的正史的总称，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中明人所撰《元史》一书由于成书时间较短，内容多有不足，因而后世不断对其进行考证补订。清末民初学者柯劭忞的《新元史》可谓总其大成。柯劭忞以《元史》为底本，斟酌损益，重加编撰，前后历时三十余年，于1920年才完成。次年该书经北洋政府教育部呈送总统徐世昌，由徐世昌颁令列入正史，并于1922年刊行于世。《新元史》全书共257卷，对研究元代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章太炎就曾评价道：“柯书繁富，视旧史为优，列入正史可无愧色。”

　　20世纪30年代，近代中国出版业发展迎来一个短暂的黄金期。上海是当时出版业中心，既云集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也有许多新的报馆书局不断涌现。为获取生存和发展机会，各出版机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1935年出版的《二十五史刊行月报》中，曾详细记述了上海开明书店与上海书报合作社因《新元史》一书出版而发生的版权纠纷，起初双方只是在报刊上互相批评与指责，后又两次对簿公堂打起官司。

　　柯氏兄弟与上海书报合作社版权纠纷案

　　版权是一项具有排他性的专有权利，即版权人“专有重制之利益”。我国近代版权立法肇始于清末，至民国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版权法律体系，并且也成为我国版权法律制度真正付诸实践的历史开端。在当时版权人通过转让或许可他人使用作品，从而获取报酬是最常见的一种版权行使方式。通过出版契约，出版商可以取得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并有权禁止他人出版该作品。

　　柯劭忞去世后，《新元史》一书版权由其子柯昌泗、柯昌济、柯昌汾三人共同继承，并依照当时版权法规定完成了注册登记领有执照（内政部警字第四一五二号），依法取得了版权保护。后来三人与开明书店达成出版协议，约定将《新元史》交由开明书店列入其《二十五史》出版计划当中。

　　1934年9月1日，开明书店正式登报发布《二十五史》预售广告（即在原《二十四史》基础上增加《新元史》）。图书预约销售是当时出版界常用的一种营销模式，即出版社在图书出版之前与读者达成协议，提前售卖图书。这种预售发行是一种双赢模式，对出版社而言，可以提前掌握市场需求、筹集出版资金；对读者来讲，预约越早价格越低，可以用最少的钱买所需的书。

　　1934年10月1日，也就是开明书店发布预售一个月后，上海书报合作社登报刊发《二十六史》（另加上《清史稿》）出版预售广告（即在开明书店《二十五史》基础上增加《清史稿》）。由于两套书目不仅内容高度重复，而且预售时间极其相近，竞争之势已不可避免。尤其此后不久，上海书报合作社也将《新元史》纳入了出版计划，更是进一步激化了双方间的矛盾。

　　1935年1月26日，开明书店去函并登报对上海书报合作社公开加以版权警告，但是，当年1月28日上海书报合作社仍在《申报》上刊载《新元史》预售广告。由此双方诉讼大幕正式拉开。

　　开明书店依据出版契约，率先向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控告上海书报合作社未经版权人许可而擅自预约发售《新元史》的行为，属于1928年著作权法第33条规定的侵害版权方式之一，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但法院审查后认为，《新元史》一书系委托出版，版权并未完全转让，侵犯版权之诉应由版权人提出。柯氏兄弟闻讯后随即加入诉讼，具状控告上海书报合作社经理谭天侵犯其版权，请求依法惩处并对其所受损害部分保留赔偿请求。

　　1935年3月5日，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开庭审理该案。被告人谭天首先辩称《新元史》虽为柯劭忞所著，但在其生前时该书已被政府明令颁布列为正史，并经徐世昌以退耕堂名义印行传世，坊间亦有其他印本，故应认定柯劭忞生前已放弃版权，该书现无版权可任人翻印；其次，1月28日的预售广告是广告员误登所致，被告人在26日接到版权警告后不仅停止预售，而且迄今也未曾实际印刷，有发售预约存根薄可证。同时谭天认为原告方起诉实属诬告陷害，并当庭提出反诉。针对被反诉一案，柯昌泗、柯昌汾二人考虑到自己远在北京，往来上海参加庭审极为不便，遂先后撤回起诉，只留柯昌济一人继续进行诉讼。

　　庭审中，原告代理律师认为，《新元史》定为正史确系事实，但在明令颁为正史时，令文中并无剥夺版权之语，柯氏家属对《新元史》版权的继续享有是国家法律赋予的权利。至于徐氏退耕堂刊本系征得著作人生前同意，所谓坊间其他印本，实为柯氏家刻本而非坊本。同时鉴于被告方声称28日发售预约广告属于误登，如有确证并声明不再印行，原告方可撤回自诉。

　　最后，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双方所控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谭天、柯昌济一概无罪。法院认为著作权法第33条所谓侵犯版权是指被告人有实际侵权行为，如翻印、仿制、发行作品之类，发售作品预约虽属侵害之一种，但以有实际发售行为为构成要件，若仅登载广告而无发售行为，难以认定为侵犯版权。即使认定登载广告属于犯罪已经着手，但是尚未发售就不能算既遂，而著作权法并无处罚未遂之规定，因而也不能论罪。况且有中国通讯社广告部证明，1月28日广告确系广告员疏忽剪用旧稿未及删改造成，被告人缺乏主观故意，罪名亦难以成立。对于被告人反诉之诬告罪，以捏造事实为成立要件，既然有登载发售《新元史》预约广告事实，则无论其构成犯罪与否，均非捏构事实而为的虚假告诉，故而诬告陷害也不能成立。

　　开明书店与上海书报合作社出版纠纷案

　　开明书店虽然从版权诉讼案中退出，但是对上海书报合作社1月28日在《申报》上登载的广告内容却极为不满，认为侵犯了开明书店良好的社会声誉。

　　“……兹有上海开明书店意欲统制国家文化之私心，把持士林，减少读者之机会，藉口柯氏著作权，向本社提出警告。本社自当据理力争，为文化争普及，为士林争机会。惟在此事未经法律解决之前，为尊重国家法律起见，本社拟缓出书，静待法律裁判。复有一言不得不为关心文化诸君子告者，即本社之设立因与专事营利者不同，难免不招市侩及市侩利诱下之无聊文人妒恨攻击，故诈骗恐吓无所不用其极。”（1935年1月28日《申报》）

　　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认为，上海书报合作社刊登的上述广告中“一般市侩”“内容脱缺错误”等语，实系诟骂开明书店，并影射其刊行的《二十五史》质量低劣；而“意欲统制国家文化之私心，把持士林，减少读者之机会”等语，则不仅涉嫌故意侵犯版权，而且构成对开明书店的严重诽谤和公然侮辱，故聘请章延、孙祖基律师对谭天提起侵害版权与公然诽谤的刑事自诉。

　　1935年2月25日，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侵犯版权部分，但认定谭天散布文字诽谤罪名成立，判处罚金二百元，如易科监禁以二元折算一日。法院认为谭天对指控事实无异议，惟一辩解认为此语是对一般而言，并非针对自诉人。然而经查明目前印售此类书籍者除开明书店外别无他人，且开明书店恰好于被告人登载广告前一月在《申报》声明提早出书，此语显系影射自诉人。“市侩”二字在今日社会观念中，系诟骂不良商人之名词，被告人公然以此二字相侮蔑，构成公然侮辱罪。其所指摘“脱缺错误”，由于未能提出证明，属于凭空指摘，并应构成诽谤罪，故择一重罪判处诽谤罪。至于“意欲统制国家文化之私心”等语，不过是双方因版权问题而攻人名誉。

　　谭天不服一审判决，遂提起上诉。在上诉状中，谭天通过援引各种书籍内关于“侩”字之解释，欲证明其并无丝毫诽谤之故意，更非以市侩名词专指开明书店，请求改判。

　　二审法院经过开庭审理，在调取证据和听取双方言词辩论后，作出撤销原判决，以公然侮辱人定罪，判处上诉人谭天罚金一百元，其余被诉诽谤部分无罪。

　　1935年4月底，谭天缴纳罚金后该案告结。

　　案件评析

　　柯氏兄弟与上海书报合作社版权纠纷案，主要围绕《新元史》被列入国家正史后是否仍享有版权保护而展开。开明书店与上海书报合作社出版纠纷案，虽是以侮辱诽谤诉由进行，但实质仍是因双方对《新元史》版权的争夺而引发。可以说，在该案版权之争的背后，是当时快速发展的民族出版业对于版权价值的充分认识与高度珍视。

　　柯氏兄弟与上海书报合作社版权纠纷案中，由于侵权行为尚未真正实施，被告人谭天最终得以免责。法院对此也进行了详细的释法说理，论证理由充分合理，使双方基本上均能接受判决结果。

　　其实，对于很多版权侵权案件而言，惩罚和索赔并不是主要目的，能够及时制止侵权行为发生及扩大化就已经达到版权人追求的效果。该案正是由于原告方及时起诉，方才避免了侵权损害结果的发生。同时也可以看出，被告人的版权意识也相对较强，在接到函文后即行停止了发售行为。只是对被国家列入正史的著作是否仍享有版权存在疑义，而这一问题本身就比较具有典型性。

　　诉讼结束后，谭天在《申报》上曾刊登过一则声明，称《新元史》有无版权尚待版权注册机构内政部进行说明。此后针对这一疑义，中华民国内政部专门函请司法院进行解释。1936年司法院作出“院字第一四四九号”疑义解释令，申明并确认政府明令列为正史以广流传的历史著作物，原作者享有的版权不受影响。至此，这一分歧和争论方得以彻底解决。

　　民国时期在出版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版机构间的竞争亦十分激烈，而版权更是竞争的核心。出版业的发展依赖于有市场竞争力的优质图书，谁能获得作品版权，谁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在与开明书店的竞争中，上海书报合作社显然落后一步，先是进行言辞攻击，后又加入版权争夺大战，最终给自己带来刑罚之祸。由此可见，版权的价值在民国社会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认识与体现，该案就涵盖了版权调整的主要利益群体，既包括版权人与出版者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出版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司法救济手段，及时化解了版权争议，保护了版权人利益，使版权价值得以充分发挥。

　　开明书店在胜诉后，很快就推出了《二十五史》，此后又加印《新元史》单行本，全面占领图书市场并赢得巨大先机和声誉。而上海书报合作社则在输掉官司之后，被迫取消《新元史》出版发行计划，声誉受到严重损害，很快就走向了衰落。

　　版权的有效保护和良性流转，是文化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民国版权法律制度对创作的激励和保护，使这一时期作品数量和种类不断丰富，出版机构不断增多。同时作为一项制度规范，为裁决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使版权归属得以明晰，为作品的流通传播扫清了障碍，极大地促进了图书贸易的发展。但不容回避的是，在近代出版业快速发展与市场主体无序竞争中，也滋生出许多文化乱象，严重销蚀了著译繁盛的文化景象。其原因主要是民国时期虽已初步形成作品市场化、出版产业化的发展格局，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改变，加之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等因素叠加，使社会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造成版权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异化和扭曲。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