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源治理机制最早由法院系统提出并倡导，党委、行政、公安、检察等都参与到诉源治理工作当中，人民法院作为纠纷解决的主要职责主体，在诉源治理机制推进中承担着主要责任。从广义的诉源治理视角来看，在诉讼外的纠纷实质化解过程中，法院的角色宜为有限参与、积极辅助；在诉讼内的纠纷实质化解过程中，法院的角色应是全面参与、履行职责。人民法院应致力于积极推进构建一个综合、系统、协同的诉源治理机制，在矛盾纠纷解决的各个阶段，探索人民法院推进矛盾纠纷诉源治理的新路径，打造主次分明、分工有序、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新格局。

　　一、积极推进诉源治理新路径

　　1.在诉的初始源头推进基层善治，止纠纷于未发。在党委领导下，强调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依靠党委政府、调动基层组织、鼓励群众建言献策，推进基层善治。善用创新社会治理制度来保障社会稳定，促进政府与社会良性合作，融入党政社会治理体系。

　　在推进诉源治理过程中，法院应以社区为载体，推动“党委政府主导、部门各司其职、多元协同参与、城乡社区自治、司法推动保障”，构建平台机制共建、矛盾纠纷共治、公平正义共享的诉源治理格局。一是引导社区自治，充分发挥基层法院的纽带作用，与城乡社区建立指导协作关系；二是指导社区法治，走进社区开展巡回审判、法治教育等活动，让社区在法治轨道上参与治理、纠纷解决；三是教导社区德治，重视社区文化的引领作用和道德教育的作用。

　　2.在诉的次级源头集合多元力量，解纠纷于萌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证明，只有让群众路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扎根，才能将群众路线的优势在实践中转化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的优势。从运行机理上看，群众路线是以“为了群众”为首要治理导向，通过“依靠群众”共同维护社会稳定运行和发展，使治理成果可以由“群众共享”，从而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

　　法院应集合各方力量，联动构建多元解纷“共同体”，推动群众力量和司法资源有效衔接。借鉴行政治理的网格化管理经验，将社会治理的工作重心、矛盾纠纷治理重心向多元路径转移，畅通多元解纷机制，深入推进高效运作。可建立一套诉源治理的组织基础，积极联系与衔接网格化管理组织；或者将诉源治理嵌套进已经建成且运行良好的网格化治理机制；或者培塑联动调解、解纷新范式，依托“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展开繁简分流，诉调衔接，司法主导推动协同治理。

　　3.在诉的讼争源头协同专业资源，化纠纷于诉前。将党建引领优势贯穿到诉源治理中来。基层党组织要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党建活动，利用多种途径听取群众意见，提高信息收集和沟通效率，既要确保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政策为群众所熟知，又要充分了解基层社会实际。运用科技手段解决一些“急难险重”的治理问题，建立更加完善的“智慧解纷”平台。如依托区块链技术可以让各类互联网主体独立、可信、加密、可溯地记录自身行为，在发生纠纷时可作为有效的举证依据，解决庭审中的取证问题，同时帮助网络空间建立合理可靠的行为信任机制，抑制纠纷发生并促进纠纷化解。重视现代管理方法在诉源治理中的有效运用。如使用网格化管理和微观治理，使管理更加透明、安全、高效、均衡，有效实现矛盾纠纷充分过滤、合理分流、多层次实质化解，提高纠纷化解质效，满足多元化需求。

　　4.在诉的案审源头防治“衍生案件”，断纠纷于诉内。“衍生案件”是指纠纷在诉内演变而产生，需要经过上诉、再审、执行等多重诉讼程序，甚至涉诉信访等程序才能最终解决的案件。该类案件治理的本质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便利性和公平性，以实现纠纷的实质性解决。法院要始终围绕这一实质，从外部拓展和内部调整两个方面进行改革深化。构建一套有序高效的诉内纠纷解决机制，依托诉讼经济制度和诉讼辅助措施规制，梯度性分流案件，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建立上诉风险第三方中立评估咨询机制，降低当事人对二审判决不确定性的风险偏好，消除当事人对一审判决的疑虑，分流过滤部分上诉案件，有效实现二审案件源头治理。充分运用督促程序，疏减诉讼案件，提高诉讼效率。探索完善群众性纠纷诉讼审判机制，通过代表人诉讼机制和示范诉讼机制，减轻诉讼负担，提高审判质效。

　　二、推动构建诉源治理新格局

　　1.诉源治理社会化：广泛开放的多元参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社会治理需要多元化的治理方式。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全国各地持续大力推进各类多元解纷试点工作，已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法院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格局和创新协作联动机制。为更好发挥体系机制的平台作用，可从以下方面着力：一是强化统筹规划平台建设，确保多元解纷措施整体联动；二是强化互动交流平台建设，确保解纷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三是健全评估与考核激励体系，提升多元解纷主体参与度。

　　2.诉源治理法治化：不断提质的依法解纷。法院开展诉源治理工作要始终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立足司法职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公平效率、立场中立、规范思维的优势，持续实现提质增效，全程化整合多元纠纷化解力量。抓住诉前分流环节，增加立案过程中的解释和指导，引导当事人选择非诉讼方式；抓好诉中化解进程，引导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选择和解或调解；抓实诉外引导环节，通过业务培训等，提高人民调解员的调解能力；并继续发挥司法确认的优势。其中，应特别重视加强非诉讼解纷人才的专业培养和知识储备。可与司法行政、法治教育部门联手，加强综合性、实践性调解人才的培养，推动建立科学合理的调解员培训体系，规范调解员职业道德和标准，打造新时代调解需要的专业化、职业化人才队伍。此外，多元解纷机制是一种社会协同机制，不仅需要各部门通力配合，还需要人们在发生纠纷时自觉选择非诉讼方式。为此，法院要加强与基层调解组织的协作，在工作中向群众宣传多种纠纷解决机制。

　　3.诉源治理智能化：科技手段的有效运用。目前商业化智能技术发展尚不能完全满足纠纷解决的现实需求，多元解纷机制的智能化构建存在算法黑箱、算法歧视、去现场化、去仪式化等问题，导致司法价值与技术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仍存在一些背离，亟须引导技术伦理重塑，使其更接近司法价值。而且，也要建设协调统一的大数据平台。随着网络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智慧解纷”成为解纷工作智能、便捷、高效的代名词，是人们对新时代解纷工作的新期待，也指明了解纷工作发展的新方向。近年来，我国一些较发达地区的法院利用智能审判系统，根据纠纷的类型特征，生成要素化纠纷解决表格，努力构建数据驱动、数据融合、数据共享、数据预判为一体的新型智能治理模式。笔者认为，进一步优化信息化解纷平台，需要在以下方面继续发力：一是加强信息硬件建设，奠定智慧解纷基础；二是加大智能化手段应用力度，提高解纷便民服务成效；三是深化智能应用领域拓展，提升解纷透明指数。

　　4.诉源治理专业化：集中限定的治理职能。应特别注重强调和创新旨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机制，健全完善维度多元、层系多级的依法维权和纠纷解决机制，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只有充分发挥诉源治理功能的多元解纷机制，让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才能推动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缓解由于解纷方式的单一化所导致的解纷供需矛盾问题。随着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应逐步将部分司法调解职能向自治性的民间社会性调解组织转移，提高纠纷解决的专业化水平、多机关参与的联动协调水平、行业性调解的市场化水平，最大程度整合党委政治优势、人大法治优势与政府行政优势，推动诉源治理的社会化，切实引导和实现纠纷分流，在各个阶段都能集中实现矛盾纠纷化解的专业化和实质化。

　　［本文是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矛盾纠纷源头治理体系化研究”（课题编号ZGFYZDKT202117-04）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基于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精准管理研究”（批准号20&ZD1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