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唯数量标准变更为以价值为定罪量刑标准，既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又避免更多人动辄犯罪。

　　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调整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不再唯数量论，而改以价值作为基本定罪量刑标准。还明确了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的处理规则。

　　近年来，由于人们环保及保护野生动物意识显著加强，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但与此同时，在一些地区，部分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扩大，甚至有“泛滥成灾”的趋势。另外，现实生活中，不乏有爱好者基于个人喜好收购、养殖、繁育、贩卖鹦鹉、鹩哥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事件。如何在野生动物保护及公众常识和居民切身利益间找准平衡点，不断考验着司法机关的智慧和办案能力。

　　据报道，在江苏省南京市曾发生多起由野猪肇事引发的交通事故；四川省通江县的村民也因境内野猪随意啃食、践踏庄稼而头疼不已……

　　当野猪等凶猛野生动物不断越界并侵犯居民生产生活空间时，居民进行反击，猎捕破坏者时，该如何处理，无疑既关乎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公信，又关乎百姓的切身利益。而根据之前的司法解释，即便猎捕一头野猪等野生动物，无论价值多少，都涉嫌犯罪，导致一些人一不小心就触犯了刑法。

　　将唯数量标准变更为以价值为定罪量刑标准，既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又避免更多人动辄犯罪。譬如，根据新的司法解释，猎捕野猪等普通野生动物价值不足1万元的，将不再按照犯罪处理。这既切合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又兼顾了生态环境与居民需求，平衡了野生动物保护与居民切身利益间的关系。避免人们无所适从，在担心农作物受损和面临法律责任之间左右徘徊。

　　此外，现实中，有人基于个人喜好收购、养殖、繁育、贩卖鹦鹉、鹩哥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对这些行为如何处理，也考验着司法机关的执法办案水平和群众的司法体验。首先应强调的是，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也应受到法律保护，如不少大熊猫均系人工繁育，要是因此将人工繁育的大熊猫一概排除在刑法保护之外，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常识常理。

　　但对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与野外种群按照同一标准进行管理，一律适用完全相同的定罪量刑标准，也未必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野生动物保护，且不符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如收购、贩卖人工养殖鹦鹉的定罪量刑就曾引起巨大关注和争议。可以说，随着人工繁育技术的成熟，一些野生动物通过人工繁育后大量繁殖，不再具有“珍贵、濒危”的属性和特征。此时再拘泥于将收购、贩卖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有违客观现实，超出部分行为人对法律的认知和预判。

　　且需要说明的是，收购、贩卖、饲养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行为客观上扩大了这些野生动物的数量，更有利于野生动物保护。如果依然对其科以重刑，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不能起到教育公众效果。该司法解释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将符合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或者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作为宠物买卖、运输情形的行为不按犯罪处理或轻缓化处理。既兼顾了法律与民意的平衡与调和，做到了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相统一，也为司法机关提供了操作指引，契合公众的朴素认知，有利于用司法力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