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有多位代表提出议案，指出数字经济时代征信领域应用范围渐广，征信业务与其他信息服务的界限趋于模糊，信用信息共享与保护、征信效率与信息安全、业务创新与合规管理等很多方面缺乏法律规范，建议制定征信管理法。针对代表提出的议案，近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建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借鉴相关议案建议，加快完善征信管理制度，条件成熟时研究推动征信立法。（1月4日《法治日报》）

　　人无信不立。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手段，强化征信制度体系建设，无疑是法治社会的题中之义。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征信制度体系建设，初步构建了以失信惩戒为核心的征信制度体系框架，“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征信大格局正在逐步形成，有力推动了信用领域的社会共治。

　　然而，伴随征信制度体系建设的加快推进，也出现了随意扩大征信惩戒范畴的不良现象。一些地方把征信惩戒当作什么都可往里面装的“箩筐”，将一些与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本应受道德约束的个人行为，均纳入个人征信记录，甚至不乏把违法犯罪行为纳入个人征信惩戒范畴的现象。如此“眉毛胡子一把抓”，不仅有失严肃性，也与不得随意增减公民义务权利的法治原则相悖，有必要通过立法进行规范，让征信惩戒与法治相向而行。

　　征信制度体系建设中的不和谐现象，与上位法缺失所导致的法律刚性约束不力有关。当前，我国还没有一部覆盖全域的征信法，只是出台了一系列顶层设计文件。这些文件客观上还存在对个人征信惩戒的标准不明、范围不清等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对征信制度体系建设中的诸多问题予以有力约束。因此，待条件成熟时启动征信管理上位法的立法程序，把对个人征信的惩戒规范在法治原则内，也就势在必行。

　　征信惩戒涉及到失信者财产、个人信息、声誉、隐私等多方面的权利处分，牵一发动全身，需要用统一的法律对其予以规范。征信制度体系建设中的诸多有益经验，也需要在法律层面予以确认，才能让其更富有权威性。所以，不论是从遏制征信惩戒滥用的乱象出发，还是从巩固征信惩戒的经验成果考量，都应加快立法规范征信管理的步伐。法律不仅是一种规范，更是一种保障，对于已经背离法治轨道的部分征信惩戒措施而言，亟须立法对其予以规范。

　　在征信惩戒制度加速发展的关键节点上，需要有针对性地通过立法对其予以规范。相关职责部门应及时启动前期工作，待条件成熟时，制定出符合我国征信管理的上位法，从而让法治规范成为征信制度体系建设行稳致远的坚强后盾。

　　征信管理关乎公民个体的多方面基本权利处分，须臾离不开法律的刚性约束。面对当前征信惩戒范围随意扩容、惩戒手段出现僭越法治原则的现状，只有通过立法对其予以规范和约束，才能兴利除弊，使其成为助力诚信社会建设的“推进器”和“加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