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类案检索制度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伴随司法改革、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逐步完善。但是该制度如何落到实处以及对法官提出的新要求如何达成，需要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7日发布《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类案检索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互联网+”（乃至物联网）时代背景下对法治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司法改革举措。对新时代法官的专业素质与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推进类案检索制度，统一法律适用，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一方面，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大数据使得信息快速、全面共享成为可能，这是促进法治工作，尤其司法工作透明化的新的历史环境，此种进步有利于保障司法公正，同时对司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案不同判”现象不利于维护法治权威和法制统一。因此，法官在裁决过程中加强类案检索，统一法律适用，对于有效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提升司法公信力具有必要性；另一方面，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与司法责任制相配套，对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升法官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类案检索”制度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早在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2015年6月2日颁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实施细则，着手并逐步推进案例指导工作，并在《规定》指出，对于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案时应当予以参照。2017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中指出，要在完善类案参考、裁判指引等工作机制基础上，建立类案及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制，确保类案裁判标准统一、法律适用统一。这是对各级法院的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提出的要求。2018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法官可以运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来论证裁判理由。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对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2455号建议的答复中就已经对类案指导工作有了基本的规划。201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的出台背景中提到，要严格落实全面推进“类案和新类型案件强制检索”制度。今年刚刚颁布的《类案检索指导意见》，直接明确类案检索制度的负责主体是“承办法官”，并且对于强制检索的案件类型、类案检索的范围、平台、方法、顺序，承办法官的责任程度、工作目标，类案检索报告的制作、内容、评价标准以及汇报，诉讼参与人提交类案的情况以及法律适用不一致等情况，技术研发和数据库建立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这表明，类案检索已成为法官必备能力之一，这无疑是对法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表现在：第一，法官应当熟悉权威性的案例数据库，比如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的司法案例库、无讼案例等数据库，做到有地儿可查；第二，法官应当具备相当的案例检索能力，掌握关键词检索、法条关联案例检索、案例关联检索等检索方法，做到有方可循；第三，法官应掌握类比法律推理方法，学会如何对待决案件和检索结果进行相似性识别和比对，以确定是否属于类案，做到有技可用；第四，法官应当能够制作案例检索报告，为了不过分增加工作压力，对于不同类型案件，案例检索报告完整性、复杂性应当有所区别，做到有据可循；第五，法官应当增强裁判说理能力，能够对是否为类案，是否类判，为何类判，以及为何不类判作出回应，做到有理可说。

　　《类案检索指导意见》虽然对法官提出了上述要求，但是法官具体如何达成上述要求，比如，如何运用类比法律推理，如何制作案例检索报告，如何进行裁判说理等并未详述，这也是立法难以做到的事。虽然地方规定可以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进行细化，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类案强制检索报告制度的规定（试行）》对“类案检索”的定义进行说明，细化强制检索范围，明确检索顺序，对类案检索工作的考核等提出了具体要求，但仍然无法告诉法官具体如何去实施。因此，下一步的学术工作应辅助立法工作，帮助提升法官检索能力、推理能力和说理能力。除此之外，还应配合法院进行司法案例信息化工作，加快数据库的建立和完善，构建更加完备和成熟的案例检索系统，呈现更加迅捷方便的案例检索平台。

　　整个类案检索制度是为了统一法律适用，尤其要做到“类案类判”“异案异判”。那么，这个过程可表述为：首先，研究待决案件，确定待决案件的基本事实、争议焦点和法律适用，这提醒接下来的法学教育要进一步突出案例分析能力的培养；第二，考察待决案件是否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可资适用，是否属于强制检索的范围，如果属于，则必须要进行类案检索，形成报告，若不属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倡进行类案检索；第三，进行类案检索，需确定类案检索平台，法院可以按优先层级确定类案检索平台，给予法官以指引，然后选用案例检索方法，不同案例检索方法检索到的案例类型和案例数量均有差别，对于何种案件用何种方法进行检索还需要经验的累积和进一步研究；第四，法官要在检索结果中选择与待决案件相似性最强、关联程度最大的案件，这个过程需要法官提取检索结果中每个案件的案件事实、争议点以及法律适用，可用电子表格的方法进行一一比对，找出其相似点及差异点，这个过程是归纳逻辑的运用；第五，找到最近似类案之后，按照检索层级，最好最终只确定一个最具权威性的类案，将案件事实、争议点要素化，对要素进行对比，当然这个过程不能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要考虑案件发生语境，考虑社会发展、时代变化、政策导向、主流价值等因素，也就是说，在进行形式化比对之外，还要进行实质对比；第六，制作类案检索报告，由于不同案例复杂程度、影响力程度不同，类案检索报告也应当不同，否则对简单案件要求详细的案例检索报告，无疑会增加法官原本繁重的工作量，而如果用登记表的形式，对于疑难案件的裁判说理难以体现。因此，对于简单案件和复杂案件的类案检索报告应当有不同要求。法官制作类案检索报告无疑需要增强裁判说理能力，这需要法官掌握一些法律论证理论的知识，最基础的是三段论推理等。如遇到诉讼参与人提供类案的情况，要按照《类案检索指导意见》的要求予以回应；第七，如果遇到检索到的类案存在法律适用不一致，甚至是最新类型的案例，找不到类案的情况，应当依靠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予以解决。

　　我国的类案检索制度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伴随司法改革、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逐步完善。但是该制度如何落到实处以及对法官提出的新要求如何达成，需要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学者们可以帮助进行信息化构建，提供指导理论和方法，法学院可以加强法律检索和论证方法的教育和培训；另一方面，立法和司法机构应当和理论家们联合起来，加快法学学科内部的科研成果转化，把法学方法论变成切实可行的操作流程。携手帮助法官以最经济化的方式达到这些要求，把类案检索制度落到实处，实现其应有的法律和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