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是一个抽象观念，包含一套规则、原则和概念。法具有目的的想法，含有法的目的论观点，其背后存在着为一定目的服务的思想。”正如当代合同法学界代表人物、英国著名法学家、牛津大学圣约翰协会会员P.S.阿蒂亚教授所言，这类“法律隐喻”是“是法学家为了理解或解释某一法律问题（本体）而借用其他领域的概念（喻体），以实现从其他知识领域到法律领域的意义转换的思维活动”，并“以假定法的目的（或政策）……达到这一或那一目的”。在《法律的隐喻》中，作者中国政法大学刘星教授从我们熟悉的法律实践中提出问题，通过“隐喻”或者鲜活的案例来解释另一个新的情况，最后提示研究者的“批判意识”。笔者认为，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隐喻是法律之“母”。几乎每一个法学流派或者著名的法学家都有其独特的核心隐喻。在法学领域，法律现象也是通过隐喻来表征的。“无论是明说的还是含蓄的，（法律的隐喻）都有深层的意识形态及价值展望。”正如刘星教授所言，无论是法律的隐喻还是法学家认识、表征相关法律现象而运用的一种理论工具，“基于某一法律现象与其他领域现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从而将已掌握了的其他领域现象的相关知识，由此及彼地转换到法律领域，实现对某一复杂的法律现象的认知、表征和交流。”在《法律的隐喻》中，刘星教授不仅讨论了法律、法学、法学教育的双面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实践焦虑”，还讨论了法律与其外在事物的关系，并将法律和社会现象的他者很自然地联系起来，然后引向一个暂时的结论。

　　在法学中，“比喻说法往往来自类推(analogy)”（汉斯·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而“隐喻就是一种类比”（理查德·波斯纳《法理学问题》）。在“法律的隐喻”与“类比推理”之间，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形式，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基础。在法律实践领域，隐喻升华了人们的理性认识。作为感性的产物和表征，通过类型以及类比推理的方式，“法律的隐喻”不但是人们认识和把握各种法律现象的有效方法，还是“法学安身立命的要素”（杨贝《法律的隐喻：表征还是真谛？》），也“只有具备语言上的精确性，法学才完成其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使命”（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的隐喻》所辑选的文章与文章之间，既是独立的篇章，它们又有逻辑上的联系，“意思的层层深入”与“问题的逐渐打开”，达到法律“活现在眼前”的效果（苏力《“法”的故事》）。

　　作为一种思维形式，“隐喻”深深嵌入了法律领域。从实际问题入手，在人们熟悉的法律实践中提出问题，层层考察，由简入繁，既激发人的“批判意识”，又促进“知识推进”。刘星教授认为，如果对法律多了一层理解，将其中深层内容不断地揭发出来，实际上也是对认识的积累；如果予以系统的理论编织，这就是“知识化”。这种知识化，自然有助于实践。有了案例，法律规则就“活”了起来——从抽象的概念、冷冰冰的条文，变成了社会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事例。通过对这些事例的研究，学生们就开始看到了法律的“用处”，进而对条文的含义和理念有了清晰、深刻的认识，同时培养了他们独特的法律思维。

　　法律的生命在于通过一个个具体生动的案例使法律规则“活起来”。让法律“活”起来，使“公众通过具体案件中法律对特定行为的肯定性或否定性评价，领略了法律的价值取向”。正如刘星教授所言，“隐喻”是一种诗性语言，法律以隐喻的方式存在，也意味着法律在隐喻中“诗意地栖居”。在《法律的隐喻》中，刘星教授不但运用《听来的故事》揭开现代性法律的另一面，还以中国的叙事为例探讨了“法律话语与法律活动的关系”和“法律审判”背后的谱系，并从腓特烈大帝过问阿诺德案说起“法治·分权制衡·法律现代性的困境”。从《水浒》的翻译来看，“法律游戏规则的变化，又和自我个体的斗争有联系，是由自我个体的争斗加以催发的。”通过诗性的隐喻，不但增进了人们对抽象法律命题的理解，还有助于实现法的认识上的飞跃。

　　这是一场思辨之旅。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起源》中说过：“每一种学问，只要其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的话，皆可被称为科学。”在我们支配把实在转变成人类目标和目的能够接受的世界方面，“法律的隐喻”以诗性的话语形式和形象化的思维方式把抽象的法律以“身边事物”投射到枯燥的法律及烦琐的法律实践中，“使我们在这些词语的真实意义上把握或者变得熟悉实在”（F. 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尤其在构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以及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隐喻”有着明显的“功效”。在《法律的隐喻》中，刘星教授一方面将一些有趣故事和社会现象娓娓道来，另一方面，又以轻松的叙事手法把法律和法律实践联系起来，并利用“隐喻”这一法学中常用的定义方式和认知方法，对“小额官司”“法律科学”“域外沉默权”“意识形态的分裂”以及“有产阶级的法律”“法律解释与‘法律民主’”“民国法学家的‘一种生活’和其法学”等学科给予“相对精密的陈述”，可以说既具可读性、学术性，又有思想性、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