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法治领域硕果累累：立法多，出版的法学论著（论文）多，涌现出的法学家多。那么，我国有哪些代表性法律思想？我们又该如何更好地批判、继承和借鉴传统法律思想？我认为，中国古代法律“观念”和“思想”颇为前沿，有很多“先进的”“尚未过时的”法律思想值得承袭，或批判性继承。在《中国法律思想：故事与观念·古代卷》中，中国政法大学刘星教授试图用“大众”的素材，“在现实经验个案基础上”以“平民”的视角把中国古代法（法律）思想与法律（法律行为）的实践结合起来，以重新发现“中国法”或丰富（繁荣）中国法律思想的内涵，加深对法律现象的理解和法治运行规律的把握。我想，这既是充分展示中国法律思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更有助于我们继承传统中国法律思想文化精粹。

　　中华法系源远流长，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法治文化。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折射出各种法治观念、法律思想的是非与优劣。人类发展史也表明，只有文明的相互碰撞与交流才能更大程度地促进文明发展。刘星教授认为，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法律思想也比较丰富，故而“阐释伴随分析（就显得）颇为重要”，其“试图在现实经验个案基础上展开思想的解释和讨论”，“不纯粹从理论到理论”，这是一种“尝试”和“突破”。在《中国法律思想：故事与观念·古代卷》中，他立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时空特点，以“故事”的形式阐释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精髓，并对其进行必要的学术评述，这是“多元继受”，是对中国法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无论历史的还是当下的，在法律语境中，它们总是可能互为映射”，“特别是具体微观法律活动的实践”，让人充分认识到法律思想的多样性。

　　法律思想具有法学、史学和理学等多种特性，储存着奥妙无穷的法文化、法理论的遗传密码。“认真对待法的传统”，最需要从僵化的思维方式和各种陈说中进一步解脱出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遇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某种新历史、新文化，必须立基于既有历史的基础之上，扎根于传统。重新反思“人治”“法治”之概念以解读古代法思想的合理性，不仅要进一步肯定法的继承性，更要深入揭示古代“良法善治”的思想内涵与设计图式,以复兴“新中华法系”之创建。我认为，从传统法律思想中汲取有益成分，既要接受现代政治文明之民主法治共同价值的洗礼，更得创造性转化固有法传统中符合本民族常情、常理、常识的精神内涵。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法（法治）是迥然有别的，并不存在一个整齐划一的固定的模式。“中国法”“中国法律思想”受中国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和地理环境等诸方面条件或因素的深刻影响。在《中国法律思想：故事与观念·古代卷》中，刘星教授以“讲故事”“说法律”的形式把历史中的中国法律思想和当代法律思想结合起来，从大清“法官”蓝鼎元审案断狱开始，通过《鹿洲公案》里的“兄弟争田”引出法律的一些基本“意念”，如什么是法律，什么是“书本里的法”，为什么法律和“官”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刘星教授娓娓道来，其论述简约而不空泛。不论是“赏与罚”，还是“独角兽·‘法’”，抑或“礼刑之争”“乡里自治”，刘星教授都有独到的见解，可谓“匠心独运”。谈及“国家法”“民间法”，他还糅合了“深层的法律话语”“中国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及“严刑峻法”“教化为先”“刚柔相济”“法治”与“人治”“‘礼’或‘民间法’的世界”“法与人”等诸学派的法律思想及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立体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法律世界的精彩。

　　“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断言，《中国法律思想：故事与观念·古代卷》是对已经静止了的过去的中国古代法的阐释。所谓“重新发现‘中国法’”，抑或“对中国法律思想的另一种表达”，除了“故事”讲得“生动、有趣”，论证和考证的过程也不死板，各篇章之“轻重”也很得当，法律故事、法律话语、法律语境和法律思想结为一体。但是，正如刘星教授所言，“法律话语本身不是、也不大可能叙说一个绝对的法律思想真理”，在阐释一种法律思想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头脑并非‘白板’一块，我们已有自己的预先存在的观念、想法、姿态，还有预先已存在的对法律利益是与非的基本立场”，这种“先行会通，进而超胜”思想模式，使《中国法律思想：故事与观念·古代卷》超越了纯粹“学术理论”意义上的著作，并使传统中国法律思想以“另一种方式”得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