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枫桥经验”比作一个如你我一般的人，56岁，年过半百，或许两鬓早已泛起斑斑白霜，脸颊也该被岁月刻上深深浅浅的皱纹。可时光虽在流逝，它却没有如美人般迟暮。相反，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又焕发出新的容颜。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上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一个在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全国闻名的小镇，那里的干部群众在改造“四类分子”的过程中，探索创造了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

　　但那时的他们或许不会想到，自己的一次大胆尝试，会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持续影响全国——

　　1963年，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明确要求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枫桥经验”；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今年，“枫桥经验”更是首次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刚刚闭幕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枫桥经验”再度被提及——这一次，是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

　　“枫桥经验”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为何历经五十余载仍经久不衰？是什么特质吸引了两任最高领导人都对它青睐有加？它的遍地开花，又将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国家和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我们？

　　在回答这一连串问题前，不如先从几个小故事说起吧！

　　诞生：“人心都是肉做的，你有情有理，他才心服口服”

　　时间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广阔的农村地区，以“四类分子”（指1940-1970年代，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类人的统称——编者注）等被改造对象为主体带来的民间矛盾和问题相当突出。如何在群众中解决矛盾、化解问题，是个带有普遍性的基层难题。浙江诸暨枫桥镇作为试点之一，同样也面临这个难题。

　　当时中央决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除去行凶报复、杀人、抢劫、防火、投毒等民愤极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立即逮捕法办外，其他的绝大多数“四类分子”，都要通过教育将他们改造成新人，让他们也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

　　但是，该如何改造“四类分子”？各地争论很大。枫桥镇也一度达不成共识，有人就提出，敌人只有被打服的，没有被说服的。

　　这时候，一个农民干部站出来了，坚决反对。挨了打的“四类分子”表面服帖，心里能服气吗？越打抵触情绪越厉害。“人心都是肉做的，你有情有理，他才心服口服”。

　　说这话的，就是时任枫桥镇枫溪村党支部书记兼治保主任陈友堂。于是，陈友堂带头，针对那些被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必须逮捕的对象，开展说理斗

▲第一排左二为陈友堂。（资料照片） 

　　说来有趣。一次开会教育被改造对象，对方本来都做好了被打骂的准备，没成想会上陈友堂不但允许他坐下，还允许他站起来讲话，甚至允许他争辩。会后，这个人回家，老婆问他情况，他说：“没打没骂，倒比挨打挨骂还难过，人家摆事实、讲道理，我反而觉得是自己不对。”结果第二天一早，这个人就主动写了书面“悔过书”。

　　还有一个被改造对象，原本都要被捕了，陈友堂知道后，赶紧跑到县里去“保”他，提议“还是就地改造好”。很多人想不通，陈友堂解释说，一个人去劳改，给国家增加一份负担，留下老婆孩子，给生产队同样增加负担。如果就地改造，有上千群众可以依靠，还怕管不住他？这个人知道后，感动得直哭，保证一定认真改造、重新做人。

　　那时候，“四类分子”要接受改造，他们的子女也是会被牵连的，谁见了都绕着走，根本抬不起头。但陈友堂不一样，不但招呼他们来家里做客、和孩子们交朋友，甚至还因为团结“四类分子”子女被别村当作“新闻”曝出好几个“第一”：

　　第一次在社员大会上表扬一位表现好的“四类分子”子女；第一个批准一位表现好的地主子女当记工员；第一次敢让表现好的“四类分子”子女当保植员；第一次推荐表现好的地主子女去参军……

　　就这样，枫桥镇没打人、没捕人，却依靠群众力量成功教育了不少被改造对象。1963年10月底,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听取公安部有关负责同志汇报时很是高兴，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指示有关部门要好好总结。

　　在与有关负责同志谈话时，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枫桥经验”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群众为什么懂得要这样做；二是证明依靠群众办事是个好办法。“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还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案件。”

　　就这样，著名的“枫桥经验”诞生了，并经毛泽东同志批示后全国推广。诞生之初，便种下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种子，公安队伍更是成为“枫桥经验”的先行者、推动者和主导者。

　　传承：“只有让群众始终信任你，才会配合你，跟你走”

　　虽然“枫桥经验”诞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但是，它所蕴含的群众工作理念和善治理念已经超越了时代，成为它历经五十余载仍经久不衰的理由。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明确要求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这为“枫桥经验”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

　　如今，再说起当年的故事，枫桥派出所新一代公安干警仍倍感自豪。作为传承者，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指引下，枫桥干部群众又总结、创造出“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

▲杨光照（左二）正在开展调解工作。（摄影： 丁灵彬） 

　　“老杨调解中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赔钱！必须赔钱！”还没走进“老杨调解中心”，争吵声就从办公室里传了出来。一位老人厉声尖叫着，手不停拍打着椅把，脸上还挂着泪。

　　“消消气，你先消消气，他毕竟是你儿子，一家人，有什么事都可以商量的嘛！”调解员杨光照坐在老人对面，努力平复老人的情绪。

　　原来，这是一起因分家引起的纠纷。大儿子觉得分配不公，心里有气，跟母亲发生了争执，最后，竟动手打了母亲！

　　被自己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孩子打伤，老人气得直哭，她坚持要让儿子赔医药费，一家人的关系也荡到了谷底。后来，社区民警介入，请老杨来帮忙调解。

　　在枫桥，杨光照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他是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被司法部聘为人民调解专家，还作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代表在北京受到过习近平总书记的会见。

▲杨光照（摄影：丁灵彬） 

　　但他最让当地群众熟悉的身份，还是和事佬“老杨”。

　　2010年，杨光照从枫桥派出所退休后，牵头成立了“老杨调解中心”，专门从事各类纠纷的调解工作。像母亲被儿子打这样的纠纷，老杨不知调解过多少起。他的办公室有一个保密柜，里面满满当当放了100多本工作日记，诉说着杨光照30多年来的一万多个调解故事。

▲杨光照的部分工作日记。（摄影：丁灵彬） 

　　“不管时代怎么变，群众路线这个法宝不能丢，调解矛盾纠纷的本领不能丢。只有让群众始终信任你，才会配合你、跟你走。”杨光照说。

　　9年来，“老杨调解中心”累计受理各类纠纷2000多起，调解成功率98%，群众满意率100%。“有事找老杨”，几乎成了当地群众的口头禅。

　　“其实很多刑事案件，都是从小争小吵开始的。”枫桥派出所所长杨叶峰说，如果这些矛盾能够及时被化解，刑事案件的发生率也就会大幅下降。

　　如今，在枫桥派出所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老杨”奔走在枫桥辖区的社区、农户、企业、机关，投身于矛盾纠纷的防范化解工作。调解志愿者联合会、“枫桥大妈”互助协会、乡贤联合会……据统计，诸暨市公安机关发动的参与化解矛盾纠纷的社会组织多达1200余个，涉及乡村治理、文明建设、行业自律等多个方面，成为多元共建的重要力量。

▲老杨调解中心（摄影：丁灵彬） 

　　事实上，“枫桥经验”在枫桥派出所传承、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只孕育出“老杨调解中心”这一块金字招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广泛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直是枫桥派出所的“传家宝”。

　　“最近有个精神病患者总在校门口徘徊，还吓到了女同学，希望能帮我们解决。”“现在医患矛盾还是突出，病人不相信医生，产生不少误会，希望警察能作为第三方帮我们裁决裁决。”“村里又发生一起邻里纠纷，积怨比较深，双方还动了手，怎么办？”……

　　枫桥派出所镇南警务站，十几个人正围坐在会议桌前，向主持这次平安议事活动的警官反映问题。这些人有的是基层干部，有的是企业、学校、社会组织的负责人，还有不少是群众代表。

▲“五议一创”平安议事座谈会现场。（摄影：丁灵彬） 

　　据了解，诸暨市公安局在全市推广“五议一创”平安议事活动，即民警与群众一起,议安全防范、议矛盾调处、议案件办理、议普法宣传、议警务工作，共同创建平安社区。这正是在“枫桥经验”的孕育下，发展出的警民互动新模式。

　　“这不是灌输式的‘警民恳谈’，而是让群众说希望我们做什么，让群众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枫桥派出所教导员吴嘉军说，“五议一创”得到群众积极响应，群众提出的议题，虽然都是些工作生活中的小要求，但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打下群众基础,在后来的公安工作中,发挥出积极效应。

　　不仅是平安议事活动，枫桥派出所梳理群众需求推出的“新五小工程”，也颇受当地百姓好评。

　　“所谓‘新五小工程’，就是‘破小案、办小事、解小忧、帮小忙、惠小利’，确保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做到全时空守护平安、零距离服务群众。”杨叶峰所长介绍说，“新五小工程”是公安干警在日常工作中不断探索创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它的实施，也让民警越来越成为群众身边的“贴心人”。

　　“其实通常老百姓遇到的都不是什么大案要案，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钱包被偷了、东西不见了”，杨叶峰所长说，“但案值有大小，案件无轻重。你如果不去帮他破案，不去帮他追赃，不去帮他解决，他就很难对你有认同感。”

　　正是因为对这份“认同感”的珍视，每位枫桥派出所民警在开展工作时，心中都抱着一份信念。

　　前几天，社区民警王玉春刚刚收到村里一对新婚夫妇送来的喜糖。但在几个月前，两个人还闹分手吵得不可开交，女方一气之下还跳了河！幸亏王玉春及时赶到，把她救了上来。后来，在王玉春的多次开导下，两人才又和好如初。

　　“能够通过做工作，把矛盾调解好，成就一对夫妻，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王玉春腼腆的笑着，“我们警察每天面对的，可能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就是要在这些点滴小事里，做到让群众满意。”

▲枫桥派出所社区民警王玉春入户走访。（摄影：李林） 

　　同样被珍视的，还有警民关系。“警民关系好不好，能够直接衡量出这个派出所在老百姓心目中地位高不高、认同感强不强，也是对我们公安形象有没有深入人心的一个直接体现。”杨叶峰所长说。

　　为了提升警民关系，自2017年起，枫桥派出所积极开展常态化大走访。“以我们的脚步来走透枫桥，用真心去熟悉情况”是所有民警的工作理念。每周，每个民警需常态化走访20户群众并将情况上报，分管领导还会在民警所走访的群众中进行抽样回访。

▲枫桥派出所民警入户走访，村民家里的狗都不叫。（摄影：丁灵彬）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村民家里养的狗，见得我们这些陌生人都是拼了命地狂吠，可一看到派出所民警，突然就换了副面孔，不但不叫了，还兴奋地摇起尾巴。

　　“在枫桥，老百姓称我们的警民关系是‘多了两个喊，少了一个叫’。‘多了两个喊’，就是民警到村里面去，都喊得出老百姓的名字，老百姓也同样喊得出我们民警的名字。‘少了一个叫’，就是我们的民警到村里去，狗都不会叫，”杨叶峰所长不无自豪地说，“因为走动得勤，熟悉的都成自家人了！”

▲枫桥派出所社区民警王玉春入户给村民讲防范电信诈骗知识。（摄影： 丁灵彬） 

　　前不久，枫桥派出所荣膺第九届“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这是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的极大认可。

　　如今的枫桥镇，案件少、纠纷少、治安好，成为浙江省唯一的“平安浙江特色小镇”。5年来，枫桥镇刑事案件发案量由331起下降到133起，下降60%，年均下降20.4%；矛盾纠纷总量从最高1064起减少到690起，年均下降20.4%；并且做到了群众对警务工作零投诉。

　　“到底什么样的派出所可以称之为枫桥式派出所？说到底，就是一个‘群众路线’。”杨叶峰所长说，“结合自己的警务工作去深入践行群众路线，使公安工作能够更加深入人心，公安民警形象能够在老百姓当中受到称赞与褒奖，这是每个枫桥派出所民警不忘的初心。”

　　发展：“老百姓心里开了花，我的心里也开了花”

　　事实上，发展到今天，“枫桥经验”早已不只是枫桥一地的经验。饱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内核，一个又一个“枫桥故事”，正在全国多地派出所轮番上演——

　　■一对激烈争吵的母女

　　“小沈，快快快！她家又打起来了！”安全员找到杭州市公安局长庆派出所社区民警沈宏。

　　今年年初，沈宏所在的辖区搬来一对母女，由于关系不好，俩人经常吵架，发展到后来，甚至比着赛的报警要求警察把对方抓走。光大年三十那天，沈宏就接到她们打来的5次报警电话。“每次都是这样，我前脚刚调节好，后脚她们又吵起来了。”

　　这一次，母女俩吵得更凶了。

　　“你怎么不去死！这边四楼，你跳楼去！”母亲冲女儿大吼。

　　“行，我死给你看！”女儿也不甘示弱，竟操起厨房里的一把菜刀要割腕。

　　没想到，母亲不但没拦着，自己也拿起身边的一把刀，“你拿刀是不是？我也拿，我教你怎么割！”说着，就朝自己的手腕割去。

　　面对两个情绪激动的女人，沈宏“双手不敌四拳”，但最终还是把她们都按了下来，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但他也意识到，母女俩之间的矛盾，这次必须得彻底解决了。

　　于是，沈宏通过分局妇联找到合欢工作室，邀请心理辅导专家和律师，共同对这对母女进行多元调解。

　　“各位老师你们给我评评理，这个孩子我真的是没办法管教了！又抽烟，又喝酒，搞得跟太妹一样，你说我怎么管教她？”面对调解员，母亲开始哭诉。“我把所有赚来的钱都给她，我自己穿的衣服都是很便宜的。我从来不买化妆品，我全部都是为了她。可是她却……”

　　经过深入了解，这对母女产生裂痕的根源逐渐暴露了出来。原来，在女儿七八岁以前，多年相依为命的母女感情都是很好的，直到母亲有了再婚的念头，女儿整个人开始变得叛逆起来。

　　“之前感觉女儿和我男朋友相处的还是很好的，可突然有天晚上，女儿大叫‘救命’，说我男朋友强暴她。当时我就在旁边站着呢，根本没有的事。”母亲很委屈。

　　但虽然知道女儿是“诬告”，母亲最后还是和男朋友分了手，之后也没有再找。“男朋友跟女儿之间，我选择了女儿。其实我真的是很爱她的，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

　　母亲的倾诉让沈宏明白，原来，女儿是把母亲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她怕别人和她分享妈妈，所以不惜用各种办法来赶走“入侵者”。但多年积怨下来，母亲虽然为女儿做了很多，女儿却一点也没有感受到，甚至觉得母亲不爱她、不想要她了。

　　“当时我就有个想法，是不是可以将母亲说的那番话记录下来。通过其它方式，让女儿感知到，感受到母亲一些真实的、原生态的、发自内心的情感。”沈宏说。

　　对女儿展开调解工作的细节，到现在沈宏都还记得。警务室里，女儿看着录像中的母亲，从开始的不以为然，到后来的沉默不语，再到最后的低头痛哭……她不知道，原来母亲为她牺牲了这么多！警务室外，母亲通过监控也将女儿看录像时的状态尽收眼底，她也没有想到，原来女儿这么爱她。两人再相见时，沉默了许久，最后还是母亲打破了沉默，“好了，不要再吵了，回家好好过日子。”

　　“如果没有这次调解，很难想象他们这样的争吵还要持续多久。”沈宏很欣慰，自那以后，母女俩再也没有吵过架，中秋节还一起到派出所来送月饼。

▲沈sir工作室公民安防大讲堂（资料图） 

　　“作为一名普通的社区民警，我可能没有很多机会为老百姓破一些惊天大案，但让老百姓能够有一个和谐的家庭，每天不要被这些矛盾纠纷所困扰，这就是我作为社区民警应该做的事。”沈宏说，“老百姓心里开了花，我的心里也开了花。”

　　2017年初，沈宏还牵头，在吴牙社区成立了安全委员会。成员全部是社区的热心居民，80%以上是党员。他们穿起红蓝相间的马甲，每天巡防，风雨无阻，成了沈宏的巡防“朋友圈”。“警民联合、群防群治”，使吴牙社区安防变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群防群治力量在社区巡逻巡防。 

　　■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

　　2019年10月19日，上海虹桥火车站候车室。民警接到火车站麦当劳员工报称，一名十岁左右的男孩独自在车站游荡，身边没有家长陪同，此刻正躺在候车室的椅子上睡觉。

　　“小朋友，醒醒，家人呢？”面对民警的询问，小男孩只是抬头看了一眼，没有搭腔，翻了个身又把眼睛闭上。一旁的义警赶紧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但并没发现生病的迹象。

　　他是从哪里来的？他的父母去哪儿了？为防止发生意外，民警决定先将他带回值班室。但没想到，这个举动遭到小男孩激烈地反抗。他对民警又扯又咬，小拳头也攥得紧紧的，做出随时要打人的样子。

　　最终，男孩还是被民警领到了值班室。但接下来跟他沟通的过程依旧不顺利。无论是经验老道的老警察跟他谈心，还是换了警察小姐姐拿棒棒糖来哄，他始终一言不发，拒绝交流。

　　“正常情况下，如果是跟父母走失了，不会对警察这么排斥，甚至还会主动求助。”民警据此判断，这个孩子很可能是自己离家出走了。

　　在尝试多次沟通未果后，民警买来薯条、汉堡，摆在小男孩面前。这一次，换了一个警察小哥哥来跟小男孩交流。

　　“多长时间没吃饭了？早上吃了吗？”

　　男孩摇头。

　　“昨天晚上呢？”

　　男孩再摇头。

　　“你这几天在这边都怎么吃东西的啊？”一旁的小姐姐也心疼地询问，可男孩除了摇头，依旧不愿多说一句话。

　　“闯荡江湖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对吧？”这时，警察小哥哥武春风的一句玩笑话，让小男孩破了功，本来冷峻的脸，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那你上几年级啦？”武春风乘胜追击。但男孩又切换回“摇头”模式，不管怎么问，就是只摇头不说话。

　　“光摇头，摇的跟拨浪鼓一样。”武春风的幽默，让小男孩彻底绷不住了，噗嗤一声又笑了出来。

　　慢慢地，小男孩不再排斥武春风，开始一点一点打开心扉。

　　原来，他是个留守儿童，一直是跟着爷爷、奶奶和姐姐在老家甘肃的一个村子里生活。后来，在江苏昆山打工的父母把他接了过来。但因为人生地不熟，身边没有朋友，又想念远在甘肃的亲人，小男孩便偷偷从父母身边溜了出来，打算自己找回甘肃老家去。

　　“有一个好方法，但你姐姐离的太远了，你要是真想回去，咱想办法联系你姐姐好不好？”“真的，我又不是坑你”……武春风试探着打听小男孩家里的情况，并不住地开导他。最后，小男孩彻底卸下心防，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告诉了武春风家人的联系方式。

　　“你套路我。”小男孩嘴上怪着这个大哥哥，脸上却堆满了笑。

　　“我套路你？你套路我好吧！你把糖都套完了！”武春风也用指头戳着小男孩的胸脯。交流虽短暂，两个人却已经成了好哥们儿。

　　“来，加个微信吧！以后最起码虹桥这边，你也有人了对吧？”武春风掏出手机。小男孩也乐了，一把抢过手机，主动把自己的微信号输了进去。

　　最终，虹桥派出所根据小男孩提供的信息联系上了他的父亲。此时，这名男子正焦急地沿着上海地铁11号线逐站查询孩子的下落。孩子失联已整整139个小时，他也几天几夜没有合过眼。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见到孩子的父亲，激动地留下了眼泪。

　　作为国内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大型铁路综合枢纽之一，上海虹桥火车站，日均到发列车600余趟次，单日极端客流曾超60万人次。这里的每一天，都上演着不同情节的悲欢离合。

　　如此庞大的客流量，紧靠129名民警来守护肯定是不够的。今年春运前，虹桥火车站派出所联合车站内24家单位、81家店铺，成立了一支由安检员、客运员、保洁员、售货员、快递员、专车司机等135人组成的“铁路虹桥义警”。他们身着统一印制的橙红色马甲，全天候穿梭在车站各个角落，协助民警开展安全教育宣传、信息收集、站区巡逻和隐患排查等工作，及时发现可疑人、事、物，确保站区安全。走失的小男孩，就是被义警率先发现通知给警方的。

▲铁路虹桥义警和派出所民警一起在虹桥火车站巡逻。（摄影：丁灵彬）

　　除了发动群众力量群防群治，虹桥火车站派出所还在“技防”上下功夫。据所长张雷介绍，派出所量身订制“五大平台”，即警务综合应用平台、视频调度指挥平台、客流实时监测平台、人像自动比对平台和移动警务应用平台，已成为派出所指挥室的“智慧大脑”。

　　“我们的目标，就是依托大数据资源，实现指挥处置可视化、自动化，实现精准防控、精准打击，切实做到‘人在干、数在转’，全面助推公安工作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张雷说。

　　■一位办理身份证的老人

　　其美占堆，一个普通的藏族老人，住在西藏安多县扎仁镇热塔村一个偏远的角落。年轻时，她在放牧途中不小心摔下山谷，导致左腿残疾。因为住的地方没有通公路，自己又行动不便，其美占堆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县城了，也没有办理过身份证。

▲其美占堆 

　　这种事在藏北草原上很常见，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走出乡镇，也认为自己不需要身份证。

　　但是，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为了精准识别贫困户和兑现帮扶资金，需要用到身份证。

　　其美占堆就是这种情况，马上就要办理草原生态补助卡的她，必须先去办理一张身份证。

　　照理来说，到远在70公里外的扎仁镇派出所办证，对行动不便且年事已高的老人来说，一定是一场不小的挑战。但事实上，这个“距离”并没有其美占堆想象中的那样遥远。

　　因为，扎仁镇派出所有一个“VIP服务窗口”。这是31岁的户籍民警顿拉想出来的，专门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人群办证。但这个“VIP服务窗口”不在派出所。它有时在车上，有时在马背上，有时在脚上……它的终点，是无数个其美占堆的家。

　　这天，顿拉启程去为其美占堆核对身份信息并采集身份证照片。70公里的路程，一半有公路，一半没有路。顿拉不知道自己需要用多久才能赶到。

▲扎仁镇派出所户籍民警顿拉 

　　车子在路上陷住了。这个季节，草原上到处都是沼泽，很容易陷车。由于是无人区，只能靠自己。

　　时间很紧迫。如果到了晚上车子还出不来，可能会遇到棕熊、狼等野兽，温度还会降到零下，就可能永远也走不出来了。

　　用石块垫、用手推……车子总算又能动了。穿过无人区，前面就是“天线帽义警”桑才的家。“天线帽义警”，是以安多特色民族服饰“天线帽”为标志组建的义警队伍，辅助扎仁镇派出所做了很多工作。

　　因为前面再没有路，顿拉向桑才借了一匹马，继续向前赶。历经12个小时的行程后，顿拉终于抵达了其美占堆的家。此时天色已黑，照片只能第二天再采集。但这个脸上布满皱纹的老人，终于可以拥有自己的身份证了。

　　“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聚焦新时代“枫桥经验”，扎仁镇派出所已先后为牧民群众上门办证600余个，顿拉的“VIP服务窗口”也被牧民群众取了个新名字——“马背上的办证窗口”。

　　耗费如此大的精力采集一张身份证照片，值吗？顿拉说：“这是我的工作，我喜欢他们，喜欢看他们笑。”

　　后记

　　电瓶车被偷了、身份证弄丢了、钱被骗了、邻居两口子又打起来了……回顾无邪君在这些派出所采访的事，说真的，可能没一件称得上是跌宕起伏，也不会让人扼腕长叹，更鲜有情节令人泪流满面。甚至那些接受采访的民警面对记者们想要挖掘故事的镜头时，都有些不好意思地摇头，“我们这儿实在没发生过什么轰动全国吸引眼球的大案。”

　　可偏偏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最能让人久久回味。因为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避不开这些小事。它可能随时发生在身边，也可能下一个当事人就是你。你甚至可以用这些小事作为一把尺子，衡量现实生活中的自己是否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说到底，“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浸润的正是我们每个人点点滴滴细碎的生活，守护的正是那简简单单却弥足珍贵的小确幸。

　　而守护住了每个人的小确幸，也就构筑起了整个平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