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借其师苏格拉底之口，描绘了一幅理想城邦的蓝图，其中自然也涉及了医生和法官两个重要职业。那么，柏拉图心中的好医生和好法官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理想国》中，问话者格劳孔向苏格拉底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城邦里要不要有好的医生？是不是最好的医生是医治过最大多数病人的（包括体格健全和体格不健全的）？同样，最好的法官是否应该是同各种品格的人都打过交道的？”

　　在确认“无疑我们要好的医生和好的法官”之后，苏格拉底接下来却认为，好的医生和好的法官并不是一回事，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如此作答的理由何在呢？

　　（一）

　　医生和法官两者确有相似之处，两者都以良好的技艺来济世救人，无怪乎人们经常把法官比喻成社会的医生。不过，以柏拉图的独特眼光看来，这两者之间却存在一个本质区别，即医生以心治身而法官以心治心。

　　医生是以心灵医治身体，而不是用身体医治身体。“如果是以身体医治身体，我们就不应该让他们的身体有病或者继续有病。”正因为医生不靠身体治病，所以医生自己的身体好坏是无关紧要的。“医生假使从小就学医，对各色各样的病人都有接触，对各种疾病还有过切身的体验（如果他们自己体质并不太好的话），那么这样的医生确实有可能成为极高明的医生。”这样看来，医生不仅要有同各种疾病打交道的经验，而且要是他自己恰巧也曾疾病缠身的话，那倒可能更是病人之福，因为这样医生就能结合切身体验来践行医学知识和技能，进而将之用于治病救人。

　　但法官就不一样了，法官是以心治心，而“心灵决不可以从小就与坏的心灵厮混在一起，更不可以犯罪作恶去获得第一手经验以便判案时可以很快推测犯罪的过程，好像医生诊断病人一样。相反，如果要做法官的人心灵确实美好公正，判决正确，那么他们的心灵年轻时就应该对于坏人坏事毫不沾边，毫无往还。”

　　（二）

　　既然心灵不是医生的治疗对象，医生便仅关注一个人身体的病而不考虑其心灵的病，所以，病人的心灵是无关紧要的。医生给好人治病也给坏人治病，他是价值中立的，他眼里只有健康人和病人之分，而无好人坏人之分。好的医生秉持仁心仁术，以解除病人疾苦为己任。

　　医生只治身体之疾，治心灵的病法官就派得上用场了。与医生宅心仁厚而价值中立不同，法官应能明辨是非善恶而作出价值判断。那么，为了更好地区分善恶，好的法官是否应该与包括坏人在内的各种品格的人都打过交道甚至具有参与违法犯罪的经验呢？如果没有亲身作恶的经验，他又怎么能更好地了解邪恶这一回事呢？霍姆斯大法官不是也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吗？

　　（三）

　　诚然，法官对人情世态应当洞若观火，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必须要有与邪恶打交道的直接经验。相反，以心治心的法官应保持自己心灵的纯洁和健全，不能也无需通过实际经验去熟悉犯罪，只要借助知识与阅历，法官便能在了解邪恶的同时保持其心灵的纯洁。通过保持心灵的纯洁，法官可以理解好人；通过习得的知识和阅历，法官也能够识别坏人。“正因为如此，一个好的法官一定不是年轻人，他理应通过学习来了解邪恶——不是经由自己的心灵来发现，而是通过日后对他人心中的邪恶本性所作的持久观察来了解。知识是他的向导，而非切身经验。”

　　相比之下，由于以己度人，心灵邪恶的人往往看得见坏人而无法识别好人。在与同类打交道时，坏人每每能料事机先而游刃有余。但与富于阅历的好人相处时，他便显得蠢笨了，“因为，不当怀疑的他也怀疑。见了好人，他也不认识，因为他自己心里没有好的原型”。

　　因此，正如苏格拉底在书中所言：“邪恶不能同时理解美德，但美德经时间的陶冶后，却既能理解美德，也能理解邪恶。在我看来，有美德之人比邪恶之人更有智慧。”换句话说，不健全的心灵只看得见不健全的东西，而健全的心灵既能看得见健全的东西，也能看得见不健全的东西。

　　（四）

　　由是观之，善能知恶而远恶，恶却难见善而向善。那为什么善恶相互之间认知和转化的难易程度不同呢？这恐怕是因为，善与恶所处之境地高下不同，善高尚而恶卑下。一者，“恶路且平坦，为善苦登攀”，好人学坏容易，坏人向善就难。儿童由于鸿蒙未开，就更容易沾染恶习。所以，人在年幼时不应混迹于坏人坏事之间，只有等到心智成熟，具备良好的判断力和坚强的意志力以后，才可去了解邪恶而不致受其侵蚀。

　　再者，“美德似乎是一种心灵的健康、美和坚强有力，而邪恶则似乎是一种心灵的疾病、丑和软弱无力”，前者是“合自然地有的统治着有的被统治着”，而后者是“非自然地有的统治着有的被统治着”。善是灵魂中较好的部分对较坏的部分的统治而恶则相反，善是调和克制的结果而恶是放任偏执的结果。善是比恶更健全而和谐的，所以善也更能了解恶。

　　（五）

　　事实上，柏拉图的这种心灵理念与其教育理念乃是一脉相承的。“凡事开头最重要。特别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它塑成什么型式，就能塑成什么型式。”他认为城邦的护卫者只应模仿那些勇敢、节制、虔诚、自由的一类人物，不应模仿丑恶的事情，否则模仿丑恶，弄假成真，变为真的丑恶了。因为“从小到老一生连续模仿，最后成为习惯，习惯成为第二天性，在一举一动、言谈思想方法上都受到影响”。

　　最后，从消极方面来看，医生以心治身，心与身品类不同而不能联通，故医生的心灵不存在被其作为治疗对象的身体污染之虞；法官以心治心，心与心品类相同而可能联通，所以法官的心灵存在被其作治疗对象的心灵污染之虞。因此，医生可与病人广泛接触而法官要与坏人保持距离。换句话说，最好的医生应该是医治过最大多数病人的，而最好的法官却无需同各种品格的人都打过交道。这或许也是柏拉图将医生和法官作区别对待的理由之一吧。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