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民间有“屈死不告状”的说法，反映出当事人对打官司的顾虑或恐惧，既怕耗钱费劲劳神，又怕法官不能秉公执法、客观断案，到头来落个人财两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祖国变化天翻地覆，法治进步更是令人瞩目，从我所经历的三起官司，便可一窥法治发展的脚步。

　　私分棉花，该当何罪？大约在1970年，我父亲任生产队保管员。经不起一些大妈大婶的明说暗劝、死纠活缠，在征得生产队长同意后，他悄悄给每口人多分了二斤棉花。但是，还没等社员们窃喜一番，公社就派人下来调查，并带走了我父亲。

　　按当时的政策（相当于法律），超分棉花，属破坏统购统销，即构成犯罪。我当时十多岁，记得随母亲去探望父亲，他一脸愁容，正在为公社干部说的“送你去坐牢”而焦虑。也许是因为生产队及时把多分的棉花收回集体，没有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加上父亲在十多年的保管工作中任劳任怨，他坐了半个月的“学习班”便被放了回来，有点像免于刑事处罚。我们权当这是一场特殊时期的官司吧。

　　1987年，我家承揽了一间打印室，因无暇坐摊经营，便转包给他人。租约到期，承包者拒不履行协议。经再三催劝，毫无结果，价值近2万元的四通打印机被扣着不还，甚至扬言要“法庭上见”。

　　由于以前我父亲的遭遇，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辖区法庭，递上起诉状，寻求法律帮助。一段时间后，判决书发下来，支持了我们的诉讼请求，并执行回了承包款，收回了打印机。此事改变了我们对法院的看法，从心底里树起对法律的敬畏。

　　2017年春，我再一次走进人民法院，缘起于生产组长以组代表会议形式决定，强行收回我家承包的2亩退耕还林地。借口是我母亲年事已高，无力耕种，且我家现存只有母亲一个农业人口，实质是我家居住在5A级国家旅游景区灵宝市函谷关门外，所包土地升值空间大。虽然依法据理力争，结果是，组长“理直气壮”地把我家的大枣园分给了五户人家，且闭口不提近百棵已生长十几年的枣树等附属物的理赔问题。

　　“只有法院能帮咱”，年近九旬的老母亲淡定地说。一言惊醒梦中人，我们通过司法程序，顺利地拿回承包权，地上妨碍物也在法院执行干警的快速果断行动中得以清理。

　　令人感叹的是，在打官司的过程中，承办案件的女法官冯欢欢不肯把她的私人电话给我们，担心我们私下表示感谢。执行干警更是牺牲五一假期、大清早蹚着齐脚深的尘土，亲临现场清除妨碍物，却连我们准备的简单早餐都不肯吃。

　　司法便民，公正司法，法治进步，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相信法律，没有错！

　　（作者系河南省灵宝市人大机关退休干部，2018年6月起受聘于灵宝市人民法院办公室，从事资料整理等辅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