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案件如果仅仅按照法律条文裁判，发出一纸文书，虽然“案结”，但是“事难了”，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我，在法条之外，尚有情理，需要在司法为民的广度和深度方面下功夫。

　　在调解或主持和解时，应努力通过当事人双方的陈述、辩论、举证、质证，甚至听取当事人住所地基层群众组织和工作单位的反映，全面了解案情，发现矛盾纠纷的症结，找准争议焦点和调解的突破口，往往可以为实现案结事了的目的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在乡镇法庭工作期间，承办过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执行案件。原告是一个不满9周岁的小男孩，被告是一个快60岁的老货车司机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该司机驾驶货车不慎，撞伤这个小男孩，致其腿骨胫骨粉碎性骨折和其他多处伤口，伤势比较严重。经过交警部门划定，货车司机超载超速，负主要责任。

　　开庭前，我把案卷研究了四遍。开庭中，我充分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辩论、举证、质证，询问了案件的每一个细节，全面掌握了案情后，发现案件法律关系明确，可以直接适用法律条文下判。

　　但是，直接宣判的话，受害人的赔偿金很可能难以执行到位，从而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效果不会怎么好。

　　该案在我接手前，已经在交警队、乡镇司法所调解了半年多，还是没达成调解协议，可见调解难度是相当大。

　　交警队委托县里司法鉴定所对小男孩的伤情进行鉴定，结果是构成九级伤残。保险公司提出异议，申请到市里重新鉴定，结果是构成八级伤残。保险公司感觉吃亏了，怀疑小男孩的亲属在司法鉴定机构疏通关系做了手脚，但又苦于无证据。

　　双方矛盾的焦点在于，经过两次伤残鉴定，鉴定结果有较大差异，并直接导致赔偿金额的巨大变化。

　　经过综合考量，我咬咬牙，还是决定尽全力去调解。

　　“我是快60岁的人了，唯一的财产就是一辆货车，就算把货车拍卖了，也只能赔偿少部分数额。”老货车司机态度比较强硬，他认为自己拿不出什么钱。

　　为了更多了解老货车司机的情况，我来到他家所在的村子，走访了村干部和几个邻居。

　　我了解到，该货车系老司机的儿子为其所购买，登记在其父名下，儿子经济条件比较宽裕，有可能帮父亲出一部分赔偿金。

　　“你父亲也不容易，这么大年纪了，还去开大货车维持生计，如今发生了交通事故，你父亲很有思想负担，你这个做儿子的，就忍心不管不顾吗？”我找到货车司机的儿子，反复做他的思想工作。

　　下午，我又来到对该货车承保的保险公司，找到理赔部经理做思想工作：“作为保险公司，所承保的车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理应按照保险协议履行付款责任。当初，你们对受害人伤情鉴定有异议，在期限内申请了重新鉴定，不能因为鉴定结果不利于自己，就拒绝支付赔偿款。”理赔部经理点头称是，但他认为，受害者家属的态度不善，已经在保险公司大吵大闹了好几回了，影响不好。

　　于是，我又来到受害者家中做工作。

　　就这样，我在货车司机、货车司机儿子、受害人家属、保险公司经理之间来回奔跑，反复做调解工作。

　　在我的努力下，当事人各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货车司机儿子同意帮其父亲支付赔偿金8万余元，保险公司的赔偿金也一次性快速赔偿到位9万余元。

　　领到赔偿款后，受伤小男孩的双亲感激涕零，跑到我办公室专程感谢我，并向分管副院长送了锦旗。

　　调解工作是一门大学问，保持一颗公正之心，学会站在当事人各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最大化平衡双方的利益，往往容易调解成功。

　　我坚信：法官多走点路，多劳点心，多受点累，社会的矛盾纠纷就会又好又快地化解，群众的忧难就会随之减少一些。

　　（作者单位：湖南省邵阳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