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注到了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我认为这对于解决过去减刑、假释公信力低的问题有积极意义。

　　作为一名教师，我更关注刑罚的教育目的，教育改造罪犯，是刑罚的重要功能之一。如果在办理减刑、假释过程中可以暗箱操作，那么就很难达到刑罚的教育目的。因此，依法对认真接受改造的罪犯适用减刑、假释，对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激励罪犯改过自新，促其回归社会，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具有重要作用。比如明确只有积极改造、表现优异的罪犯才能减刑、假释。此前，尽管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已经比较详细，但仍然存在一些制度上的漏洞，致使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影响减刑、假释的公正性。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出台司法解释，有针对性地扎紧减刑、假释中的自由裁量权制度“篱笆”，自然让公众对此有了更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