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容易让人伤感。2011年10月23日那天夜里，汉沽就下了一场雨，很大，下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还淅淅沥沥的，像苍老的泪。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汉沽审判区刑庭原庭长张瑞泉，就是在这个雨夜里告别了人世，才54岁！噩耗传来，很多同事不愿相信。

　　一个“谎言”他捂了九年

　　某种意义上讲，张瑞泉能活到去年，应该感谢2003年那场肆虐的“非典”。因为大量的病人急需用血，天津血库一时告急。为缓解用血荒，天津市委、市政府号召公务员义务献血。但凡这种事，张瑞泉落不下，他第一批报了名。给病人用血，要求极严，每个献血者的血液都必须进行严格的检测，张瑞泉就是在这种极其严格的检测中，被检测出血液中肝肿瘤标志物指标异常，但医生没有明说，只是建议他到医院做一下检查。

　　张瑞泉没当回事儿，那天晚上，他照例很晚才下班。姐姐张凤英正好来家看望母亲，见他这么晚才下班，便埋怨他说：“你咋不注意身体，献血了，还不早点儿回家歇着。”张瑞泉嘿嘿一笑：“想做点儿贡献没做成。”姐姐问：“为啥？”他说：“大夫说我的血不合格，让我到医院检查一下，我估摸没啥事儿。”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瑞泉的姐姐一打听，知道实情，坚持陪他到医院做检查。几天以后，病理报告出来了，是肝癌，中早期，必须立即住院手术。为了说服弟弟及时住院治疗，同时不给他增添精神负担，姐姐没有告诉他实情，而是谎称他肝部有一个囊肿，需要手术切除。一般人听到肝部手术，第一反应是惊愕，可张瑞泉像没事人一样，略微沉思了一下说：“那就做吧！”

　　“不知道他咋那样平静。”回忆弟弟生前的点点滴滴，张凤英觉得弟弟肯定知道自己有恶性肿瘤。“我们告诉他说是囊肿，他没吭声，他又不是不识字，搁别人肯定找医生要病历看。他也不问。现在我才明白，他需要这个谎言，他不希望在他有限的时间里，大伙把他当病人看。”

　　那么大的手术，若是一般人还不照半年住，可他病情稍一稳定，就要求出院。“我们劝他多住些日子，等痊愈再出院。他笑着说，在医院里待着总觉得自己是个病人，一工作了就忘了这码事，好得快。”就这样，他在医院只住了二十天，就坚持出院了。回到单位，他又像以前一样早来晚归。很多同事压根儿都不知道他是病人，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听说他患了肝癌，大家都不信。“生这么重的病，咋就没听说他住过院呢？”同事么小燕至今仍觉得不解。

　　“我的时间不多了，不能轻易躺下”

　　肝癌复发，一般五年一个周期，张瑞泉没能逃脱这个魔咒。2009年，他时常感到肝部不舒服。6月，单位体检，医生发现他肝部有异常，建议他到医院做检查。第二天他自己去市里的医院做了CT，发现肝癌已经复发，并且两肺都有转移。医生见他虽病得这么重，却不像扛不住事的人，就将实情告诉了他。

　　“这么大的事儿，他从医院回来，下午还照常上班，因为有几个案子第二天要上审委会。”汉沽审判区副主任李宝平回忆说。

　　那天晚上，他一直工作到7点才下班。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来到姐姐家，将当天去医院检查的结果告诉了姐姐。听到这一噩耗，姐姐如五雷轰顶，当场哭得泣不成声。“可他特别镇定！他对我说，这事和谁也别说，也别跟老娘说，只让他媳妇和儿子知道就行，更别让单位知道。我说为啥啊，不要治病吗？他说麻烦大伙干啥啊，让大伙都拿我当个病人看待也没啥劲。说的特别镇定！”

　　肝癌复发，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治疗。一般三周就要去医院做一次复查或治疗。两年多时光，张凤英清楚地记得，他一共住了23次医院，但每次住院都只是三四天，最长没超过一周，其中有两天还是双休日。手术时，他当天才去，怕耽误工作，每回都央求医生将手术安排在周五，利用双休日休息两天，周一好上班。所以，同事都不知道他住院，更不知道他生了这么重的病。直到有一次他差点儿晕倒在审判台上，同事才隐约觉得他身体不好。

　　那天，是公开审理一起重大刑事案件，张瑞泉主审。进入庭审辩论阶段，他的脸色突然煞白，豆大的汗珠不断往外冒。“当时，旁听席上有100多人，我怕他撑不住，想上前扶他一把。他怕影响庭审效果，示意我别动。他就那么挺着，用钢笔顶在腹部上，硬是坚持了40多分钟，直到庭审结束……”年轻法警董殿国回忆说，“他是焦裕禄式的好法官。我以前不相信有焦裕禄这样的人，我觉得是编出来的，没想到现在离我这么近。”

　　这种情形发生过多次，同事劝他别参与庭审了，他总说没事。直到去世前两个月，他还坚持开庭办案。后来病重了，体重从85公斤下降到不足70公斤，他还要每天坚持上班。姐姐多次含泪乞求他别再上班了，在家养养身体，多陪陪老娘和年幼的孙子，可张瑞泉却动情地对姐姐说：“姐啊，我这病不是歇着就能好的，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不能轻易躺下，我一旦躺下也许就起不来了，趁着现在还可以工作，多干一天是一天吧！”

　　再简单的案子，他都要搞一个庭审提纲

　　在汉沽审判区采访，人们谈论张瑞泉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心细。汉沽审判区政治处主任刘宗军这样形容张瑞泉，他是个心细的人，好琢磨。到一个地方出差，怎么走，走哪条路，他都详细制定线路图。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清楚极了。生活上如此，工作上更是特别有计划。当了20多年的法官，审了2100多件案子，开个庭还不小菜一碟。可是再简单的案子，他都要搞一个庭审提纲，他说这样牢靠、心安，不容易出差错。

　　同事向记者讲了两个例子，都与张瑞泉的心细有关。一个是两个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男的17岁，女孩说她不到14岁（该案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该女孩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取得户籍）。检察机关遂以强奸幼女罪将男孩起诉到法院。发生性关系时，女孩是同意的。于是，14岁就成了一个罪与非罪的分水岭。这个时候，就看出张瑞泉的心细来了。为查清事实，他详细制定了讯问提纲，问谁、怎么问、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问，制定的清清楚楚。女孩家在农村，张瑞泉怕去晚了证人下地干活或外出有事，他早晨6点就出发了，找左邻右舍调查女孩的真实年龄，最后他又找到女孩的接生婆核实，最终证实，两个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时，女孩已年满14岁。一起错案就这样避免了。

　　另一个是一起盗窃案。尽管当事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由于找不到嫌疑人销赃的地方，形成不了完整的证据链。可承办人认为虽然赃物去向不明，但有嫌疑人指认的作案现场作依据，可以认定。张瑞泉不干了：“这样办行吗？我这一关就过不去！”细心的张瑞泉通过反复阅卷，找到突破口。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他发现当事人有“将盗来的电线埋在一坟地里，等风声过后又挖出卖了”这样的叙述。根据这一细节，他将被告人带到赃物曾经埋藏的现场，并发现有残留物，得以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关于张瑞泉心细的故事还有很多。病情恶化时，他不能直接办案了，就把心细用在裁判文书和审判质量把关上。比如，文书中适用的相关法条，审判员马虎落下了，他给添上。他语文好，自修过大学语文，对遣词造句甚至标点符号都特别讲究，所以，裁判文书经他手过一遍，等于质检了。这么多年来，经他把关的裁判文书没有出现过一处低级错误，他主审的2100多件案件无一错案，无一案件引发当事人上访。2010年，更是带领全庭干警创造了审限内结案率100%，刑事附带民事调撤率100%，执行到位率100%，息诉率100%，无发回改判案件，无涉诉信访的骄人业绩。

　　“小鬼怕恶人，我就是那恶人！”

　　在同事眼里，张瑞泉是个儒雅的人，脾气好，从来没有见他和人发过脾气。但是，2010年7月的一天下午，好脾气的张瑞泉却发起火来，用同事福津的话说，是大发雷霆。只听他在电话里对着一个人大声吼道：“我怕办错案、怕委屈人，还就是不怕你们这些人威胁。”见他这么激动，同事都为他的身体担心，劝他别生气。他却笑着说：“小鬼怕恶人，他们是小鬼，我就是那恶人。”

　　原来，打电话威胁他的人与一起抢劫案有关。几天前，案中一名犯罪嫌疑人的父亲曾托人找过张瑞泉，还是拎着15万元来的，要摆平这事。为此他们还专门做了一番“考证”，知道张瑞泉是个正派人，但考虑到他得了绝症，猜想他这个时候肯定需要钱。可他们没想到张瑞泉不但拒收，还用大道理教育了他们一番。用钱摆不平，就搞人身威胁吧。于是，便有了这一幕。

　　在小鬼面前他是恶人，但在群众面前他却有情有义。

　　2009年12月中旬，一起恶性交通肇事案由汉沽区人民检察院起诉到汉沽审判区。被告人刘某驾驶灯光、制动性能均不合格的重型自卸货车，在津汉公路上为超越李某驾驶的“夏利”牌轿车，将车驶入逆行道，后为躲避迎面行来的王某驾驶的重型货车，又将车驶回原车道，导致李某驾驶的车辆失控，撞向对面开来的王某驾驶的重型货车，造成李某车内三死两伤。出了如此恶性的交通事故，被害人家属悲痛欲绝，情绪异常激动。

　　而此时，离新年还有十几天，张瑞泉的庭结案率已是100%。按照以往一些不成文的做法，这个时候受理的案子要过了年再审。可张瑞泉坚持将案号立在2009年，因为他知道，100%结案率固然重要，第一时间让被害人家属走出痛苦泥淖，更重要！

　　然而，这毕竟是三死两伤的重大恶性交通肇事案。如何处理这一案件，当时有一种声音很强势：“刑事优先，速判速决。”但是张瑞泉没有这样做，在他看来，如果刑事部分先判决，被告人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后，一定会影响到民事赔偿，如果被害人一方得不到实际赔偿，即使有一纸判决，日后执行起来也将困难重重。因此他主张“调解优先，调判结合”。

　　接下来的11天时间里，重病在身的张瑞泉担负起案件的民事调解工作。他和全庭同志一起，找原、被告人反复协商，让他们充分了解案件的全部信息及相关法律规定，使其知道任何情况下的法律后果，同时努力为原、被告人创造平等协商的氛围。在他的努力下，双方最终达成赔偿意向并签订了《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被告人刘某得到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被害人得到实际赔偿，此案也得到了公正判决。

　　事后，当被告人律师得知身患绝症的张瑞泉那般忘我工作，在微博里由衷感叹道：“这个案子让我震撼，这个庭长让我惭愧，他对待当事人的真诚、无私，凸显出我内心深处的那个‘小’来。”

　　“孩子，扶我到法院看一眼，告个别”

　　张瑞泉具体是哪一天离开法院的，同事说法不一。有人说，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看见过他，也有人说是两周前。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不管哪种说法，都是一种美好愿望，一份无法割舍的情意……

　　至于哪一天，他的家人也无法准确说出，只记得是2011年9月的一天，不是周六就是周日。那天早上，从没有给儿子提过什么要求的他，突然对儿子张顺禹说：“孩子，扶我到法院看一眼，工作了二十多年，告个别吧。”当时，他的癌细胞已转移到了胸椎，压迫脊椎神经，走不了路。

　　儿子至今记得父亲来到办公室的情景。那天，儿子哭了。父亲是那么眷念他工作的地方！打开办公室的门，他像走进一间新买的房子那样，这看看，那摸摸，又在那张还没有坐够的办公桌前坐下，他就那么坐着，依依不舍。后来，他又让儿子扶他到法庭看看，看一看熟悉的国徽，摸一摸审判席，摸一摸法槌……

　　这就是父亲和他工作20多年的法院的最后告别！

　　打那以后，张瑞泉就躺下了。但他仍恋恋不舍他的工作，他打电话给他的同事，要求他们把写好的文书拿来，他帮着把关校对。大伙儿不忍心，劝他保重身体。他说：“咱法院正是爬坡上台阶的时候，大伙儿都这么玩命干，我躺着不安心啊！”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心里想的还是工作。弥留之际，李宝平来看他，他握着李宝平的手说：“感谢组织，感谢你！我不能再为汉沽法院作贡献了！刑庭的事，你要多关心！”李宝平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那天，他感动得连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

　　10月23日是张瑞泉生命最后的日子。为了能让他见年迈的母亲和两个月大的孙子最后一眼，家人将他从医院接回家里。回到家，家人把孙子抱到他跟前，他依依不舍地抚摸着孙子的头，久久不肯放手。后来，他累了，他让家人把守在他身边不肯离去的老母亲搀走，然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而今，半年多时间过去了，88岁的老母亲至今无法接受儿子已经去世的现实，每到下班的点，她就守在门口，望着儿子以前下班的小路。她盼望有一天能看到儿子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