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旅游的郭冰峰在上海滩遭遇收容，后被原三家收容遣送站当作精神病人，“冒名顶替”别人的名字辗转遣送，且在遣送过程中神秘失踪，至今生死不明。之后，郭冰峰的父母散尽家财、举债寻子无果后，一纸诉状把原三家收容遣送站告上法庭，历经波折的一场“索子官司”终于有了终审结果：还郭家的儿子！判决书拿到了，官司打赢了，也申请执行了，但郭冰峰的父亲郭富贵没有丝毫的欣慰和喜悦，他不知多少次迷茫地喃喃自语：“我的儿子究竟在哪里？！”

    2005年1月16日下午17时36分，笔者通过电话与郭富贵取得联系，他说2004年12月24日，在渑池未能找到儿子，他决定回家，由于下大雪，没有从渑池直发晋城的车，他们坐车到洛阳，然后乘车回家。问及执行情况，他说目前法院已把诉讼费和申请执行费给了他。

                    爱子外出被意外收容

    郭福贵夫妇永远不会忘记2002年3月14日这个日子，因为在那天，儿子郭冰峰的笑容最后一次留在他们的目光中，至今，再也没有出现。

    那天一大早，当年刚刚26岁的郭冰峰带着1500元钱和自己的身份证，告别了父母，走出了山西省晋城市建设东巷125号自己的那个家门，一个人去了上海。走之前他给郭福贵夫妇说是去见见世面的、去旅游的，玩几天就回来。哪知道，他这一走，就再也没能返回。

    第二天的3月15日上午9时，已经上班的郭福贵突然接到了儿子的电话，里边传出了儿子郭冰峰焦急而又沙哑的声音：“爸，你赶快来上海！我在上海火车站等你。你快点儿啊……”没等郭福贵回话，电话就挂断了。郭福贵握着话筒呆了一阵，觉得儿子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回到家里拿了点儿钱，就立即乘上了赶往上海的火车……

    3月16日一大早，郭福贵就到达了上海火车站。下了火车还没出站，他就在匆匆往来的人丛中寻找儿子的身影。之后，又跑遍了上海火车西站、南站，仔细寻找了每一个角落，都没能见到他的儿子。

    18日下午，郭福贵漫无目的地来到了上海蒙自路，看到原上海市收容遣送站往火车站遣送被收容人员。从不知道收容遣送是怎么一回事儿的郭福贵问一位老人：“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犯法了？”那位老人给他说：“他们没有身份证、暂住证什么的，属于‘三无人员’，被收容了，要送他们回家……”
郭福贵当时想着自己的儿子带着身份证呢，就没往心里去，但是接下来他继续寻找了两天后，22日一大早就抱着试试看的目的，来到原上海市收容遣送站，询问郭冰峰是不是真的被他们给收容了。他排了半天队之后，向询问处的小窗口里递上了一张纸，上边写着儿子的名字和他的身份证号码。不大一会儿，一名工作人员对他说：“郭福贵，你儿子郭冰峰昨天被送往河南商丘遣送站了，你赶快到那里去领人吧……”

    终于获悉了儿子的准确消息的郭福贵喜出望外，立即动身赶往河南商丘。
3月23日早上8点，心急火燎的郭福贵在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后更名为商丘市救助管理站）见到了该站站长，并提供了自己的相关证件，要求接走儿子郭冰峰。站长差人查询了郭冰峰的留档资料后告诉郭福贵：“有这么一个人，但是已经被当成陕西渭南的精神病人‘王学宏’，遣送到了三门峡了。我们不小心把你儿子和王学宏的地址、姓名搞错了。你赶快到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找你儿子吧。”站长还告诉郭福贵，郭冰峰从上海遣送到他们那儿时，头部有明显的伤痕，还有血痂。他手里拿着一块断了表带的手表，身上有200元钱。手表和钱交给了三门峡收容遣送站的工作人员。

    郭福贵一听这话，脑袋“嗡”地大了。他觉得儿子既然被当成了精神病人，一定没少受罪。站长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给郭福贵出具了一个便函，上边写道：

    三门峡遣送站：22号我站遣送贵站一名精神病人王学宏，实际姓名叫郭冰峰（山西晋城人）。现他父亲郭福贵前往贵站查找，请给办理领人手续。
    郭福贵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到了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出具的那封便函上，当天下午，就赶到了三门峡。好不容易找到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之后，却被告知：“你儿子在被遣送到这里的当天上午12点多，就按照‘王学宏’的地址，被送往陕西渭南遣送站了，你到那里去看看吧。”

    郭福贵就这么风风火火地又赶到陕西渭南市收容遣送站，该站的工作人员查了一下资料后却告诉他：“三门峡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往这儿送过人！”

    郭福贵一听这话，当即惊呆了。几天来他一直提着的精神一下子蔫了，坐在渭南市收容遣送站的椅子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头上一个劲儿地冒虚汗……

    至此，有关郭冰峰的线索断掉了，他似乎从这个世界上神秘地“蒸发”了！

                  收容遣送站将我儿子丢了

    2002年3月24日，郭福贵没顾得上歇息，就于当天下午返回了三门峡市。
    在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他终于见到了当时负责遣送“王学宏”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告知他：“送你儿子去渭南时，在半道上就放他走了。具体地点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在高速公路上……要过高速公路，还得交七八十块钱的过路费，就放了他，让他自己回家了……”

    出了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郭富贵立即给晋城家里打了个电话，让亲戚、朋友开车连夜赶到三门峡，顺着该市通往西安、途径渭南的高速公路以及310国道寻找儿子，从24日夜到25日上午，顺着并行的两条高速公路找了两个来回，也没见到郭冰峰的影子。

    3月25日，连续奔波了十来天已疲惫之极的郭福贵在前来协助他寻找儿子的亲戚朋友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了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郭福贵要求三门峡遣送站派车、派人协助他们找人，该站领导答应了他的要求，派原先遣送郭冰峰的那名工作人员和另一人配合他们。郭福贵回忆，在路上，他再一次问原先遣送郭冰峰的那名工作人员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放走郭冰峰的，这次又被告知，郭冰峰是在距离陕西省渭南市遣送站五六十米远的地方下车的……

    3月27日，不但在渭南市报了警，而且又找遍了渭南市的大街小巷、仍没有任何结果的郭福贵，忍不住再一次打电话到三门峡站追问儿子的下落。哪知道，该站一名工作人员又“指点”他说，郭冰峰是在渭南高速公路路口下的车！

    三次询问三个下车地点，郭福贵一头雾水。仍然抱着希望的他再次去了渭南市收容遣送站。该站的工作人员听他讲了三门峡站放走郭冰峰的地点后，对他说：“三门峡站不可能让郭冰峰在离我们站五六十米远的地方下车，更不可能因为怕交过路费而中途放人。因为他们每次来送人，都是开的专车，而且也不走路关（即收费站）……”

    4月1日，郭福贵接到了三门峡收容遣送站站长打来的一个电话。站长在电话里告诉他，不要再在渭南寻找郭冰峰了，到三门峡和渭南之间的灵宝市大王镇和函谷关镇一带找找吧。郭冰峰是在那一带下的车。

    4月2日，按照站长的指点，赶赴大王镇和函谷关镇一带寻找儿子的郭福贵，看到了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张贴的寻人启事，那个寻人启事上写的是“王学宏”的名字，并注明是“山西晋城人，精神病患者”，留下的联系电话是该站电话和郭福贵家里的电话。

    看到儿子被“鉴定”为精神病患者，郭福贵心里无端地冒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之后的6月26日，郭福贵再次当面追问起了儿子的下车地点。站长这次肯定地说：“就在函谷关高速公路路口。”郭福贵追问他：“你们怎么不继续遣送了？”这次站长解释的“不继续遣送的原因”和原先遣送郭冰峰的那名工作人员的说法如出一辙：“是为了节省七八十块钱的过路费……”

                    寻子路上尝尽人间苦难

    一直坚信儿子还活着的郭福贵夫妇，依然不停地寻找着儿子。两年多来，郭福贵的足迹遍及豫、陕、晋交界地带的渭南、华县、潼关、灵宝、义马、陕县、平陆、夏县等市、县，把三门峡至渭南一带的中条山、崤山、华山的沟沟坎坎、山山水水走了一遍又一遍，仅遣送站最后告诉他的儿子的“下车地点”河南省灵宝市，他就跑了10多个乡镇、100多个自然村。

    儿子究竟被遣送到哪里去了？难道真的就这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失望了无数次的郭福贵，又将寻找范围扩大到了西安、咸阳、郑州、洛阳等地，每到一处，郭福贵都要先到当地公安局、收容遣送站去打探儿子的下落，找当地媒体刊登寻人启事，到处留下自家的联系电话，他甚至把寻找儿子的途径延伸到了网络上……

    奔走的地方多了，郭福贵夫妇也令人心酸地遭遇了许多不幸。他被偷过，被抢过，也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危险，受到过各种各样的非难……

    2002年4月12日晚上，郭福贵已经在灵宝一带的村镇奔波了四五天时间了。这天他从早到晚就吃了一个馒头，在当地的老乡家里喝了一肚子井水。从大王镇附近的张哨村出来后，刚走到村南的一个土沟旁，突然从土沟内钻出来两个年轻人，拦住了郭福贵的去路。其中一个年轻人盯着郭福贵的眼睛，手里拎着一个啤酒瓶子，冷冷地对他说：“老兄，借点儿吃饭钱！”

    郭福贵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什么也没说，从手提包里拿出了一张寻人启事，递给了他们。两个年轻人扫了一眼那张纸，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咕哝了一句：“运气真背！”撇下郭福贵走开了。

    5月9日，郭福贵和老伴儿李梅玲到商丘市收容遣送站，查询儿子从商丘被遣送到三门峡的资料。当天下午，他们买了车票，在商丘火车站等车。连日奔波劳累和对儿子的惦念，再加上李梅玲原本身体就十分虚弱，她此时的身心几乎到了崩溃的边沿。郭福贵招呼老伴儿刚在火车站候车室的连椅上躺下，一名正在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就走过来说：“你们的火车票呢？”

    郭福贵刚拿出他们的两张车票，那名工作人员就一把抓过去，说：“候车室的椅子是让旅客坐着休息的，不准睡觉。罚款！”

    虽然说尽了好话，但最终还是被罚了50元钱。

    郭福贵夫妇因为寻找儿子，几乎把家里的所有积蓄花尽了，已经开始向亲戚朋友们借贷，平时在寻子之路上花一分钱，他们都要算计半天，谁知道还要遭遇不明不白的处罚，李梅玲越想越觉得冤屈，终于忍不住了，伏在丈夫肩头嚎啕大哭……

    刚年逾半百的郭福贵黑发变成了白发，也因寻找儿子欠下了5万多元的外债……

    每到一个节日，李梅玲在饭桌上给儿子盛上一碗饭，放一双筷子。
    2002年9月20日这天，是万家团圆的中秋节。此前的半年时间内，在三门峡、渭南、商丘这三个城市之间往返了不知道多少趟的郭福贵，终于回到了家里。过节了，提前回到家里的李梅玲买了月饼、买了水果，做了一桌团圆饭，在他们的两个双胞胎女儿——郭冰峰的两个妹妹盛饭时，她叮嘱说：“给你哥也盛个碗吧，说不定我们正吃饭呢，他就进家门了……”可是一直到一家人闷着头把这顿没有团圆的“团圆饭”吃完了，那个一直放着的饭碗里的饭都放冷了，也没有人去动那双横在碗沿上的筷子……

    2004年9月19日，离农历甲申年中秋节还有9天，像往年一样，李梅玲准备的月饼中，有儿子郭冰峰一份。

    2002年11月6日，外出寻子的郭福贵夫妇回到家里筹钱时，突然接到了山西省平陆县警方打来的一个电话，告诉他们，在平陆县郊发现一具无名尸体，年龄约二十三四岁，体征与郭冰峰比较相似，请他们速去认领。

    电话是李梅玲接的，她还没听完，脸色就唰地惨白惨白的，瘫在凳子上怎么也站不起来，目光呆呆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郭福贵等老伴儿稳定了一下情绪之后，才断断续续地从她口中听出了那个电话的内容，当即也乱了方寸。从儿子莫名丢失直到现在，含辛茹苦地找了这么多天，难道最终竟等来了这个噩耗？！

   “不会是冰峰的……不会是冰峰的……”郭福贵一边安慰着老伴儿，一边作出了决定：无论是不是儿子，他都要去看看。

    第二天，郭福贵就迎着刺骨的寒风，赶到了平陆。在当地公安部门的协助下，把那具已经掩埋了的无名尸又起了出来。儿子从小在自己膝下长大，郭福贵熟悉自己的儿子如同熟悉自己的每一个手指，再三仔细辨认后，他终于确认不是自己的孩子。但儿子究竟在哪里呢！

    郭福贵告诉笔者：“我那次从平陆回家的路上，想死的念头都有了。我实在不明白，我的儿子怎么说没就没了？天冷了，他在哪里呢？他有没有过冬的衣裳呢……而且，自从在平陆见到那个‘路倒（即倒毙在路上不知来路的人）’之后，我就在夜里总是做梦，梦里总看见那个‘路倒’的面目一会儿就变成了冰峰……我害怕夜里，越害怕就越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就又梦见了那个‘路倒’……”

    日子就这样在一天天的奔波和泪水中逝去，转眼间就到了2003年的春节。

    那个时候，郭福贵夫妇已经把商丘、三门峡两家收容遣送站告上了法庭。他们要为失踪的儿子讨个说法。一直在外面奔波的他们，直到年前的腊月二十五日，才回家准备过年。虽然两个女儿都在家，但她们还在上学，不会料理家务，更别说置办年货了——其实也没什么置办的，家里失去了儿子的笑声和身影，过年，只会看着别人家的团圆气氛，而更为悲伤；而且，将近一年来四处寻子的花费，已经让他们几乎是家徒四壁了，哪里还有富裕的钱来购置年货呢？

    除夕深夜，有爆竹在四周零零落落地炸响。该吃团圆饭了，没等母亲嘱咐，小女儿就在饭桌上为哥哥盛上了一碗象征全家团圆的饺子。哪知道，李梅玲看着那个冒着热气的饭碗看了一阵后，却一把把饭碗扒拉到了地上，返身跑到卧室里大放悲声……

    正月刚刚过完的2003年3月3日，郭福贵就又去了三门峡……

                     “索子诉讼”一波三折

    其实，早在2002年的6月份，四处奔波了两三个月、多次找到收容遣送部门交涉的郭福贵，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应该擎起法律之剑，为儿子、也为他们一家人讨个公道。他说一开始他还把希望寄托在三门峡收容遣送站那里，但后来终于绝望了。于是，2002年7月2日，郭福贵聘请了律师，向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把原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原商丘市收容遣送站诉上了法庭。要求他们履行遣送职责，将郭冰峰送回原籍或由原告领走。同时要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赔偿他因找儿子造成的损失54329.90元。之后，一审法院追加上海市收容遣送站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由于本案案情离奇，涉案各方关系复杂，一开始，法院认为郭福贵不具备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003年1月8日，下达了行政裁定书，驳回了郭福贵的诉讼请求。

    郭福贵无法接受这个裁定结果，因此，接到裁定书的次日，郭福贵即向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三门峡市中院当即立案。同时，郭福贵还向国家民政部、河南及山西有关方面反映了儿子的遭遇。

    2003年6月12日，郭福贵找到了山西省晋城市人大常委会，接待他的晋城市人大的一位同志看了他带来的材料后，随即代表晋城市人大向三门峡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寄发了一封公函，希望对方关注、监督郭福贵一案。

    2003年7月10日，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郭福贵之子郭冰峰下落不明是商丘市遣送站和三门峡市遣送站在遣送过程中造成的，其与上海市遣送站共同遣送郭冰峰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给郭冰峰的父亲郭福贵造成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害，郭福贵与该具体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而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本案提起行政诉讼。

    同时，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认为郭福贵有权要求赔偿。据此，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此后，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三门峡市人大常委会分别批转、致函有关方面，要求督办郭案。

                   谁来担责各执一辞

    “孙志刚事件”的发生，终结了收容遣送的历史。2003年8月1日，国务院和民政部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开始实行，原《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原收容遣送站也均陆续更名为救助管理站。

    2003年9月17日，郭富贵状告商丘收容遣送站和三门峡遣送站不履行职责的行政诉讼案在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开庭。三家收容遣送站的法人代表均未到庭参加诉讼，分别委托代理人出庭为自己辩护。

    原商丘市收容遣送站辩称：郭冰峰被他们从上海接收到商丘，他们又将他连同200元现金和一块手表完好地交到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他们的遣送职责已经完成。至于将郭冰峰当作陕西的精神病患者王学宏是工作中的一种失误，总而言之“王学宏”是被他们安全送到了三门峡的，有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的回执作证明，郭冰峰失踪与上海市收容遣送站和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有关。

    原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辩称，他们根本就没有收到智力健全的“郭冰峰”这样的被遣送者，他们只是收到了陕西山阳县的精神病人“王学宏”，并顺利遣送了，因此不存在弄丢的问题，更不存在将郭冰峰遣送回山西晋城的义务。就三门峡方的说法，庭审中原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出证，郭冰峰是2002年3月22日被送到三门峡的，而王学宏本人则是在同年4月2日在商丘就被放走了的。而且，王学宏家人和其所在的村委会等已经出具书面证言证明，王学宏本人现在在南京打工。事实说明，被商丘送到三门峡的“王学宏”就是郭冰峰。

    原上海市收容遣送站述称：收容遣送和接收遣送是两个独立的行政行为。郭冰峰在上海是因为露宿街头才被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送入上海市杨浦区收容遣送站收容的，当时其精神萎靡，原上海遣送站称其患有“精神病”只是对其当时精神状态的一种描述。2002年3月21日，他们遣送站总共向原商丘遣送站遣送了231名外流人员。原上海遣送站的遣送原则是根据《城市流通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中“省、市、自治区之间的遣送工作，采取对口接收的原则，由对口遣送接收的收容遣送站统一接收转送。”该站将郭冰峰转交原商丘遣送站接收，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

    法庭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第八条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遣送，要将流浪乞讨人员送到对口的收容遣送站。依照民政部民事函（1993）55号《关于重新确定全国对口收容遣送站的通知》之规定，被告原商丘收容遣送站、三门峡收容遣送站均为河南省负责跨省接收和遣送任务的对口收容遣送站，而非中转遣送站。原上海遣送站将郭冰峰收容后理应将郭冰峰遣送至山西省的对口收容遣送站，将郭冰峰交由商丘遣送站接收，属于未履行遣送职责。

    原商丘市收容遣送站本来无接收郭冰峰的职责，但其既然接收了就应该履行将郭冰峰送至山西的责任，然而其却将郭冰峰又交到三门峡，且还将郭冰峰当成陕西的王学宏，是造成郭冰峰被无端遣送往陕西的根本原因，应承担本案的主要责任。

    错上加错，在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将郭冰峰错当为陕西的王学宏送到三门峡时，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同样有将郭冰峰送回陕西的对口收容遣送站的职责，而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却将郭冰峰在遣送过程中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出口处丢弃，直接造成郭冰峰下落不明的后果，同样应担负郭冰峰失踪的主要责任。
之后，湖滨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限被告原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和原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于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将原告之子郭冰峰遣送回原籍或交由原告领走。确认上海市遣送站（2003年7月更名为上海市救助管理站）将郭冰峰交由商丘遣送站接收的行为违法。

    宣判后，原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和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以及上海市救助管理站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提起赔偿诉讼尚需时日

    2004年3月，法院二审驳回了被告的上诉，维持原判，判令原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和原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在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将郭冰峰送回原籍或者让郭富贵领走。

    终审判决并没有给郭福贵带来多少慰籍。因为从2002年3月至今，他对能够再次见到儿子的希望，已经随着两年多的奔波，越来越渺茫了……

    既然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么，湖滨区法院一审判决中的“限被告商丘市收容遣送站和三门峡市收容遣送站于判决生效后3个月内将原告之子郭冰峰遣送回原籍或交由原告领走”的判决就是他找回儿子的唯一希望了。

    “法院判我官司赢了，可是我能不能‘赢’回我的儿子？如果真能把儿子交给我领走，我豁上老命折腾了两年了，恐怕早就把儿子领走了。所以说我对这个判决能不能找回我的儿子，并不抱多大的希望。我打官司的目的是早些找回我的儿子，儿子回不来，官司输也好、赢也好，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都是无所谓的……”郭福贵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丝毫看不出赢了官司后的欣慰和喜悦……

    郭福贵说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踏上三门峡这片留下他的伤心和希望之地了。对这个两年前还十分陌生的城市，他说他如今已经熟悉了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座建筑。为了寻找本应该厮守在自己身边、却至今仍生死茫茫的儿子，他几乎走遍了这个城市以及周边的每一个角落。

    拿着3年前和儿子的合影照片，郭福贵指了指他头顶上的一头华发——照片上郭福贵的头发乌黑乌黑的，现在的郭福贵，却像一个皓首老人，脸上的皱纹如刀刻斧凿……

    邻居们说，这两年的时间，郭福贵老了十岁。

    郭福贵的妻子李梅玲是开庭前一天陪丈夫一起到三门峡的，但她没有出庭。郭福贵说他怕妻子在法庭上再出什么事儿。因为李梅玲自儿子不明不白地被遣送丢了之后，身体状况便一天不如一天，头晕、耳鸣，夜夜失眠，今年年前甚至虚弱得连家门都走不出来了，他们家当地的一名老中医说她是因饮食不周和过度的五心烦热所导致的“怔忡之症”，是“心病”。如果儿子回来了，则会不治自愈。

    “我的儿子啥时候才能回来啊？他还能不能回来了？”李梅玲站在仲春的阳光下泪如泉涌。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笔者尽管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关注这个事件的一步步进展，面对李梅玲的诘问，也无言以对。

    郭福贵还说，他们老两口这次来到三门峡已经两天了，妻子总共就吃了一碗凉皮。他则每顿饭都硬逼着自己往肚子里吞咽饭食，“我不能垮了。我还得找我的儿子，我还得出庭打官司。我要是也趴下了，谁还替我们去找孩子？”
“我们告了两年，到现在算是有个结果了。但是这不是谁欠了谁钱，谁欠了谁啥东西，是欠我一个活蹦乱跳的儿子，一个大活人！”

    郭福贵接着又说：“这场官司打完了，他们如果交不出我的孩子，我还要告下去，在案件审理期间，我又向湖滨区法院提起了行政赔偿诉讼，因为行政赔偿的审理要以这个案件的审结为前提，所以行政赔偿诉讼被中止审理。本案终审结案之后，被告若不能按判决确定的时间将我子找到遣送回原籍或交由我领走，则还有一场行政赔偿诉讼正等着他们。”

    笔者接下来问郭福贵是否知道轰动全国的“孙志刚事件”，郭福贵淡淡地说“听说过，具体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笔者给他介绍了国家废止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致信息，他脸上并没有表示出什么，只是反复地问：“这些能换回我的儿子么？这些事情是好事，但是换不回我们家冰峰吧？”

    谈话中，郭福贵的妻子李梅玲神情一直呆呆的，看看四周、再看看我们，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偶尔回答或者插上一句话，但声音很小，需要再追问一句，才能够听清楚。

    郭福贵近日在电话里说，平时他们在家的时候，夫妇俩经常默默地坐着，从早到晚，谁也说不出什么话，谁也不觉得饿。他们不断地四处奔波、寻找儿子，虽然吃了很多苦，这毕竟是减轻精神上的折磨的唯一办法。他们现在已经流不出眼泪了。家里有一个专门储藏案子材料的柜子，材料摞起来至少有30厘米高。7月初，他们已经向三门峡市湖滨区法院申请执行了，要求败诉方按判决履行义务，但儿子至今也未见到……

   《民事诉讼法》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也就是说，郭家提起赔偿诉讼要等到4年后有关部门宣布郭冰峰死亡之后。

    2004年12月21日上午，郭富贵夫妇再次赶到三门峡市，与湖滨区法院的几名执行人员冒雪赶赴渑池县、义马市寻找郭冰峰。据随同郭富贵前去找人的执行人员说，是他们之前接到渑池县一家法律事物所的一名工作人员的电话，其反映最近在渑池县城的大街上见到过一个面部较脏、操山西口音的男子，体貌特征等各方面与丢失的郭冰峰极为相像，于是马上通知了郭富贵。当日下午，与郭富贵夫妇同行的法院执行人员返回三门峡市区。他们介绍，由于一时在渑池、义马没有找到，他们先行返回，而郭富贵夫妇则留下继续寻找，就在从渑池县返回的途中，在将出县城的街道上，他们见到一名衣衫褴褛的乞丐，随即下车上前询问，该人不予答话，由于仅从外貌无法辨认，他们拿起乞丐的手把其手上的黑灰搓掉，看是否如郭富贵夫妇所说的郭冰峰手上有一道明显的伤疤，结果与所说不符。郭富贵夫妇铁了心要将渑池县及其附近的地方找个遍，但老两口此次对找到儿子重又点燃的希望再次破灭了，收获的只有更大的失望。

                          
相关链接:

    根据当时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第八条“省、市、自治区之间的遣送工作，采取对口接收的原则，由对口遣送接收的收容遣送站统一接收转送”，《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第十四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遣送工作，采取对口遣送、接收的办法，对口遣送接收的收容遣送站的任务是：统一接收外地送回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流浪乞讨人员”。根据国家民政部《关于重新确定全国对口收容遣送站的通知》，山西省的大同、阳泉、忻洲、太原、长治、侯马收容遣送站是山西省负责跨省接收和遣送任务的对口收容遣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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