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领导批示似乎正以一种方式推动着社会前进。

    对孙志刚案的领导批示，不仅确保了将凶手押上审判台，而且促使《收容和遣送办法》这部恶法灰飞烟灭；对重庆农妇熊德明丈夫工资被欠问题的批示，则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清理农民工工资的运动；前些日子，温总理又对阜阳假奶粉和江苏非法占地事件作出批示，这肯定不仅能保证责任人受到追究，而且会促成一场对乳制品生产、销售和非法占地的两场整顿。面对作恶与玩忽职守者被惩治，自然会有一种大快人心之感-----恶有恶报，早晚有人收拾你们！

??在出了一口恶气之后，转念一想，如果没有领导批示，结果会是怎样？难道犯罪者就会逍遥法外吗？职能部门就可以不管不问了吗？法律规定形同虚设了吗？只有总理过问才处理，我们的其他官员是干什么的？孙志刚案发生后，其亲友四处投告均遭冷遇。谁知领导批示一到，有关部门立即“变脸”；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早已突出了，但未有人理会，总理批示了，结果掀起了一场清理欠薪行动。说到这里，不禁感叹：中国的法律有时是需要领导批示启动的！

??常看新闻联播就知道，中国的总理每天都在工作，日理万机，鞠躬尽瘁。而西方的国家的总统、总理是悠闲的，可以与普通人一样休礼拜、度假。俄罗斯的核潜艇掉海底了，人家的总统普京照常度假。有时候不得不感叹：在中国当一个总理，真是太累了。

??为什么领导批示在中国会有如此威力？这可能与各级干部的权力来源有关。中国的干部是上级任命的，上级决定着自己“顶戴花翎”的去留，当然要看上级的眼色行事了。于是，领导批示煤矿事故了，就开展煤矿事故的检查；领导批示网络失火事件了，就对网吧进行治理；领导节日访贫问苦了，就都跟着去访贫问苦；领导访贫问苦时吃老百姓家的饺子了，就都跟着到老百姓家吃饺子。既然是对领导负责，老百姓的愿望当然也就无关紧要了，法律赋予的职责也就无足轻重了。

??领导批示的威力,说到底还是人治的一个缩影。体现了权比法大，人治的成份比法治的成份多。虽然领导批示是善意的，体现了一种“力度”，体现了“领导的重视”，也确实促进了问题的解决；但领导批示毕竟是一种带着个人情感的行为，体现的是个人的魅力。领导批示多了，恰恰说明了法治的柔弱。而中国这么多事情，总理即便有三头六臂，也恐怕管不过来。西方国家没这么多批示，关键人家是法治国家，秩序的维系依靠制度、规则的魅力。“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所以他们总理显得悠闲自在、游刃有余，所以施瓦辛格照样把一个州长干得顺顺当当，所以普京不必为核潜艇沉没惊惶失措----他提前结束休假，事情也是这样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着浓重的“贤人政治”、“清官思想”情结。人们常把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寄托于某个青天大老爷， 希望通过“微服私访”、“钦差办案”的方式昭雪他们的冤屈，其实这是多么天真、虚无和缥缈的事情。美国有句话：总统是靠不住的。邓小平在20多年前就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不正常的”、“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我们需要一个心系百姓、敢于负责、浩然正气、疾恶如仇的总理，可我们更需要能带来长治久安的法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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