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挽救孩子，到教育引导孩子，再到家庭的弥合，形成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的闭环。岁末年初，在连云港对董亚楠的采访中，她如数家珍地讲述着审理过的少年家事案件，言谈中都是对她帮助过的家庭、帮扶过的孩子的念念不忘。

　　1985年出生的董亚楠，在少年家事审判岗位深耕多年，办理的涉少、婚姻家事案件近2000件，近五成矛盾纠纷被实质化解在审判环节。2020年获评“全省政法系统先进工作者”，2021年被授予“江苏省三八红旗手”，2023年获评“江苏省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因工作业绩突出，董亚楠于2024年3月调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行政庭庭长，鉴于开发区法院内设机构较精简，她又同时挑起该院少年家事审判工作的重任。

图①：董亚楠为“模拟法庭”开展庭前指导。

图②：董亚楠组织当事人及相关部门查看案件现场并就地协调化解纠纷。

图③：董亚楠为困境青少年群体及相关社会工作者做专题宣讲。

图④：国家宪法日活动中，董亚楠向参观小记者团做现场演示。

　　“每个孩子都是可挽救的”

　　2011年，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了少年家事审判庭，负责办理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刚刚研究生毕业的董亚楠被分配到这个庭，协助开展涉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

　　16岁的小陈来自一个缺少爱的家庭。小陈家在连云港某县，父母常年在广东打工，小陈由爷爷奶奶带大，直到初中才和爷爷奶奶搬到县城居住。在新环境中缺乏安全感的小陈，心理自卑，总想着做些什么证明自己不是“乡下土包子”。

　　2014年6月的一天，同学之间发生纠纷，邀约他“帮忙架势”，小陈欣然前往。这天夜里，这场纠纷演变成社会力量参与的聚众斗殴，小陈因涉嫌聚众斗殴犯罪被羁押候审。

　　然而，这时小陈的父母都没有回来看他一眼。

　　小陈在看守所期间，董亚楠多次给小陈远在广东的父母打电话，希望他们回来看看孩子，劝导孩子。小陈的父母要么不接电话，要么回复：“回来火车票好多钱呢。回来能给娃减刑不？回来就能改好了？”

　　连云港某看守所里，觉得被抛弃，前途一片灰暗的小陈情绪极不稳定，不服管教，看守所工作人员多次打电话告诉董亚楠：“这就是个刺头！还打别的孩子，别的孩子都被带坏了！”

　　“这是我当年作为见习助理审判员办的第一个刑事案件。面对小陈的状态，说实话，后面的工作我很纠结该怎么做，包括要不要开庭，要不要坚持他父母到场。”董亚楠回忆。

　　“一定要让孩子父母来看看他。对缺少关爱的少年犯，开庭往往是他的重生之日。”一起分析案情时，老庭长相旭东为董亚楠指明了方向。

　　“小陈的悲剧很大一部分因为亲情的缺失和不负责任的父母。开庭时让他们听听孩子这些年的经历，唤起父子母子感情，也许就是拯救孩子的最后一线生机！”相旭东告诉董亚楠。

　　2014年的冬天，匆匆赶回的小陈的父母看到戴着手铐、穿着破旧冬衣的小陈，瞬间“破防”。

　　“一家三口哭成一团。”回忆起当年开庭前的这一幕，江苏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龙印象深刻，“当时我刚工作，在律所干实习助理，没见过这一幕，也在一旁跟着哭。”

　　“前面不理解，为什么董法官要求一定要开庭审理，原来开庭就是要让小陈见到父母。这个案子也让我认识到办案不能仅从法理，还要从情理、根源上解决问题，这个孩子的绝望根源就是极度缺爱。”

　　“回想当年，16岁的小陈就像一匹即将冲下悬崖的烈马，他遇到董法官、相庭长真的是很幸运。”张龙说。

　　让董亚楠更为高兴的是，庭审后，小陈脸上有了光，积极投入改造。

　　“还是看守所那个管教，打电话给我不是告状了，几乎天天报喜，说小陈像变了个人，现在不仅自己不惹事，还帮着管理监区的孩子，表现非常好！”

　　自此，董亚楠更加坚信，每个孩子都是可以挽救的。

　　在相庭长的带领下，庭里做了三张调查表，分别是对未成年人本人的调查表和对家长、对未成年人所处社会环境的调查表。通过这三个表，推演出孩子的成长史，找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审理及后期帮教的着力点。

　　让相旭东印象深刻的是，每次这样的调研走访，董亚楠都做得很扎实。“比如，她会深入到每个孩子的家庭，走进孩子曾经住过的房间，去观察桌上摆的是什么，墙上贴的挂的是什么，通过这样的望闻问切来对症下药。”

　　从事少年审判工作以来，董亚楠参与审理涉少刑事审判案件142件，涉罪未成年人397人；针对父母犯罪案件的未成年人、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开展了20余次帮教工作，涉及人数500余人。走进校园、社区等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宣传70余次，涉及听课群众、师生3万人次。

　　日拱一卒，久久为功，正是连云港一代代少年审判法官传承的爱心、细心、耐心、恒心，推动连云港地区未成年人犯罪数占当地犯罪人数的比例逐年下降，未成年人重复犯罪率逐年降低，连续多年为零，非监禁刑未成年人升学就业喜报频传。

　　“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

　　从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开始，董亚楠对一个家庭和谐、幸福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她开始关注婚姻家事纠纷，关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

　　2013年开始，通过一个个家长里短纠纷的解决，她逐步成长为家事审判的行家里手。

　　王某与妻子刘某离婚纠纷案有三个关键词：“90后”夫妻、性别歧视、家族矛盾。

　　2020年11月，一审法院判决王某与刘某离婚，孩子的抚养权归刘某，并就财产分割进行了判决，刘某不服财产分割判决，上诉至连云港中院。

　　案件还没分到手，董亚楠便接到一审承办法官的电话：“一审时小夫妻不仅在庭外大打出手，两家人也发生了斗殴，要多加防范。”

　　案情并不复杂，男女双方的家庭在当地都比较有名望，鉴于结婚时二胎政策尚未实施，肚子里孩子的性别成为男方家最为看重的。事与愿违的是，第一胎生的是女孩，女方与男方、与公婆家渐生嫌隙，三天两头吵架，两夫妻的矛盾逐渐演变成两个大家庭、两个大家族的矛盾。

　　二审开庭前，董亚楠做了大量预案，包括明确告知两人，要想把问题有效解决，两个家族不能多人前来等。

　　庭间却再生波折。财产分割明确后，两人对女儿的抚养权争执不下。刘某认为女儿是自己千辛万苦生的养的，一定要由自己抚养并改姓刘。王某对刘某这两个要求坚决不同意，两人都坚决表示不接受调解。

　　一场几乎可以尘埃落定的离婚纠纷由于争议焦点的变化，变成了更为难解的抚养权纠纷。

　　不愿意希望的曙光就此熄灭，庭后，董亚楠不仅自己尝试上门调解，还搬来救兵，拉着妇联和居委会的同志一起上门做双方工作。

　　“每次去，两边都是一堆亲戚冲着我一顿输出，核心就是一句话，只要孩子，其他都好说！”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董亚楠苦笑着摇摇头。

　　这段时间一审法院又打来电话，原来，王家直接跑去女方家抢孩子，女方家时刻处于战备状态。

　　战火愈演愈烈，案子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董亚楠决定还是从刘某入手加强沟通。

　　有时候电话通了就被挂掉，有时候刘某不断倾诉婚姻中的委屈。董亚楠总是锲而不舍、耐心倾听。那天，电话接通后，董亚楠听到电话里有医院叫号声。

　　董亚楠赶紧问对方，“你在哪里？”刘某说：“闺女病了，现在没空说话。”便挂了电话。

　　“我琢磨了下，离小刘最近的就是市妇幼医院，母女俩十有八九在那，就匆匆买点慰问品跑过去了。”董亚楠回忆起这个电话给案件带来的转机，“小刘看到我很惊讶，没等我开口就说，谢谢法官，孩子没什么事。小刘开始相信我，接受我的调解，愿意和男方谈抚养权的事了。”

　　这一次调解，董亚楠没有要求回避双方族人，而是对着满屋子的人进行普法。

　　她拿出了提前制作的PPT，列举出几个典型的离婚案件，分析涉少刑事案件，摆出数据和案例后，双方家族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关注重心由此前的斗气变为孩子今后如何更好地成长。

　　趁热打铁。在法庭进一步劝导下，双方最终决定女儿由刘某抚养，但不改姓，双方共担女儿的教育医疗等费用，在不妨碍女儿生活学习前提下，王某有权随时探望孩子……为了给孩子一个和谐的成长环境，两个家族终于和解了。

　　“这个案子妥善解决了，后续没有出现结怨、再起纠纷。很佩服董法官的办案韧劲和方法！”连云港市妇联权益部部长郑欣华说。

　　2013年以来，董亚楠参与审理家事案件1506件，主审545件，调撤率达44.02%。

　　“别问她们为什么沉默”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

　　近些年，屡屡有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新闻出现，北大女学生被恋人PUA自杀事件，网红拉姆被前夫汽油焚烧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的个体身上，但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点，她们往往在遭受家庭暴力后选择隐忍不发，直到承受不住才选择曝光或者离开。

　　2010年，董亚楠研究生二年级暑假在连云港赣榆区人民法院石桥人民法庭实习时，旁听的一个离婚案件带给她很大触动。男方是海员，坚决要求离婚；女方常年务农，瘦瘦小小，坚决不同意离婚。

　　庭后，董亚楠拉开女方的衣袖看见，手臂上新伤摞着旧伤，惨不忍睹。

　　“为什么还要忍他，为什么不和他离呢？”董亚楠痛心地问着眼前这个仓皇失措的女人。

　　“不能离啊，离了回娘家，娘家也不认俺……”

　　这一幕，这个用“忍”来对待家暴的女性，绝望的眼神牢牢地刻在董亚楠脑海里。在成为少年家事审判庭法官后，董亚楠对家暴案件尤为关注。

　　孙某起诉离婚案件，其根源是其丈夫胜某出轨且存在家暴行为。2019年孙某提出离婚，胜某坚决不同意。

　　为避免再遭家暴，孙某离家未归，半年后再次起诉，并提交了男方出轨、家暴的证据。男方未到庭，法院依法判决准予离婚，并将婚生子判由孙某抚养。

　　一审判决后，胜某上诉，以孙某2019年后离家出走未归，没有家庭观念和责任感，不符合孩子抚养条件，要求改判婚生子归胜某抚养。

　　“‘家暴’是判断夫妻感情破裂的标准，对于‘家暴还有理’的人绝对不能姑息！”董亚楠慎重考虑了男方提出的女方离婚出走、婚生子脱离母亲直接抚养这一问题，她认为，“在2019年至第二次诉讼期间，女方没有回家，其背后的原因是男方婚内出轨、家暴导致。这一情况下，显然不能苛求女方在鼓足勇气对男方说‘不’后，再要求她返回那个威胁她人身安全的家。”

　　考虑到孩子尚在幼年，在女方有抚养能力和条件的情况下，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董亚楠维持了一审判决。

　　“一个遭遇家暴的女性需要尝试多次才能彻底离开加害人。全国妇联第三次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受害人在选择报警前，平均要遭受35次家庭侵害。当一个女性对家暴能够说‘不’，表现出独立和觉醒时，司法工作者应该去支持她。”董亚楠目光坚定。

　　2021年8月，为提高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工作质效，董亚楠被任命为连云港中院行政庭副庭长，她将少年家事审判条线重视调解、善于擅长做群众工作的作风带到了新的岗位中。2023年，连云港中院行政庭行政案件二审服判息诉率位居全省第一。2024年初，连云港法院推行上下级法院交流任职，董亚楠交流到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任行政庭庭长，负责行政案件、劳动争议案件，同时负责婚姻家事案件的办理，再次回到她热爱的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的最前沿。

　　“在审视家暴受害人应对家暴的努力时，不要遗忘那些她控制力之外的不确定因素，如被求助者反应、社会评价、司法应对和她求救失败可能面临的危险。当家暴发生时，别问她们为什么沉默，问问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董亚楠说。

　　学精神 谈体会

　　初心不变 破浪前行

　　2011年9月，怀揣着对法官职业的憧憬，我迈入法院大门，开启了一段十余年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妇女儿童维权保障的征程。

　　十余年间，我体验过失足少年对帮教从抗拒到接受的起落，也见证了“迷途少年”幡然悔过圆梦大学的快乐；亲历过夫妻反目稚子无辜的无奈，也被夫妻和好携手归家的温暖治愈；感受过被家暴女性困守婚姻的无力，也看到她们挣脱枷锁和牢笼的勇气……我深刻地认识到公平正义不止于厘清问题、惩恶扬善，还包括化解矛盾、促进和谐、修复秩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了“健全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制度”的任务要求。而此时，我再一次根据组织安排，回到少年家事审判的最前沿阵地。

　　作为一名基层法院的法官，我将坚守初心，以实际行动践行公正司法、廉洁司法、为民司法的宗旨，向社会传递司法温暖，让无助者有助，引悲观者前行，在切实增进社会幸福和人民福祉的过程中，以崭新的姿态肩负起新时代法治建设的伟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