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法官，报告一个好消息，保险公司与何大姐的案子，公司已经同意调解方案了，而且比何大姐提出的赔偿金额还能再减一千元。”电话那头，传来保险公司诉讼代理人兴奋的声音。

　　“那太好了！”我立刻给这起案件的被告何大姐打去电话。在告知保险公司的意见后，何大姐急切地回答：“同意，同意！我现在就筹钱，马上来法院办手续。谢谢法官！”一起案件，是如何让原告主动降低赔偿金额，又让被告连声道谢的呢？

　　一起案件，是如何让原告主动降低赔偿金额，又让被告连声道谢的呢？

　　半个月前，我收到这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件。今年9月的一天，在原告保险公司投保的汽车与何大姐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致何大姐受伤、双方车辆受损。经交警部门认定，双方均负事故同等责任。汽车车主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后，保险公司代位追偿要求被告何大姐赔偿一半的修理费即12020元及利息。初步阅卷，我觉得案情并不复杂，诉讼标的额也不大，于是指导书记员依法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传票，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第二天，一位我走访过的街道调解员主动联系我说：“覃法官，何大姐是我们街道居民，她收到传票后向我们求助，很害怕，还说了一些自暴自弃的话，我们比较了解她的家庭情况，能否请您在开庭前听听她的想法？”听到这些，我立刻在法院接待了他们。

　　原来，何大姐家境贫困，丈夫于2022年因病不幸离世，治疗不仅花光了家中积蓄，还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债务，还有刚上高中的儿子和年迈体弱的婆婆需要照顾，全家仅靠她一人打零工勉力维持。事故发生后，由于法律意识的欠缺，她误将交警部门出具的“同等责任”认定，理解为“双方各自认下损失便不用再向车主赔偿”。

　　而当保险公司联系她确认维修方案时，她又害怕是电信诈骗，所以一直没敢理会。直到收到法院传票，她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来街道调解室的时候，何大姐的手都在颤抖。”街道调解员告诉我，“那天她也受了伤，但没钱住院，只好回家休养，只有她的残疾人姐姐在照顾她。”

　　“那现在，对方保险公司起诉了您，也提出了赔偿诉求，您怎么考虑呢？”我问何大姐。何大姐紧张局促的看向我，“一万多块钱真的太多了，我真的付不起。”了解到这些信息，我对于这起“简单的案子”开始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思考。

　　诚然，保险公司已经提交了完整的证据，直接判决并不难，但是这一万多块钱，对何大姐和她的家庭而言，可能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如何让被告重拾生活信心，取得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才是对我的最大考验。

　　我为何大姐端上一杯温水，告诉她，法院可以尝试组织双方调解，有什么困难和想法都可以提出来，尽力争取对方的理解。我嘱咐社区调解员，帮助何大姐准备家庭困难和因车祸导致受伤治疗的证明材料，为后续的调解或开庭做好准备。

　　随后，我也向保险公司反映了何大姐的基本情况，并将相关证明材料送了过去。第一次开庭时，保险公司同意将赔偿金额降低至8000元。听到这个数字，何大姐低下头怯怯地说，“能不能再降一点，我现在总共只凑到了4000元，再多我真的借不到了。”因双方预期金额仍有差距，当庭调解不成。

　　庭后，我再次联系保险公司，诚恳地希望公司在合法合理的前提下，考虑到被告的实际情况，从社会和谐稳定以及企业自身社会形象的角度出发，综合权衡，展现出应有的社会担当。

　　最终，保险公司诉讼代理人带来了“好消息”——保险公司不仅同意了调解方案，还主动在4000元的基础上又减免了1000元。签订调解协议时，何大姐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从一个破旧的塑料包里拿出一沓皱巴巴的钱，当场履行了全部费用。保险公司则主动承担了诉讼费用。

　　“覃法官，我吸取了教训，以后在路上骑车再也不会违反交规了。别人低价处理给我的‘破烂’二手电动车，我都第一时间去上了牌照。”何大姐真诚质朴的一席话，让大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送走他们，我的心里感受到了一种无法明说的畅快之感。作为法官，这是一起很小很简单的案件，但同时，这个案件中，无论是街道调解员的热心联络，还是当事双方的真诚与理解，每个环节，每个参与者，都在努力为良法善治加温，为和谐社会添情。一个小小的案子，在岁尾的寒冬中，绽放出温暖的光芒，承包了一份别样的温暖。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