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儒周敦颐有言：“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立德弘道，以补世教。人类将道德教化作为诠释法律适用的参照物，并以此配合律法的适用，二者在实践中常能融合。相应地，古代律法的适用必须贯彻“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基本精神，以“德”和“刑”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二柄”，由此形成了以“大德小刑”为核心要义的慎刑思想。

　　慎刑思想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尚书·虞书·舜典》载：“惟刑之恤哉。”《尚书·大禹谟》亦载：“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尚书·周书·康诰》载，周公告诫赴任殷商旧地的康叔：“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这些都体现了明德慎刑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奠基者孔子主张“德主刑辅”，强调“为政以德”，并在“明德慎罚”的基础上，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强调道德与礼义的作用，主张用道德教化百姓，用礼义规范行为。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倡导天人合一，主张“承天意以从事”“任德教而不任刑”，即以德礼教化为主，以刑罚惩处为辅，发展了“德主刑辅”理论，认为“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贾谊也主张审慎刑罚，提出“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

　　唐朝吸取隋亡教训，唐太宗主张“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慎刑思想在唐律编修中多有体现，《贞观律》删去“苛细”条文52条，减少死刑条文92条，减流为徒71条，其余“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唐律疏议》则开宗明义，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作为立法指导思想。宋代理学家朱熹提出“明谨用刑”主张，要求听讼断狱，应依法定罪，断案公平，符合天理人情国法。元代张养浩主张为政者要爱民恤民，做到“民之有讼，如己有讼；民之流亡，如己流亡；民在缧绁，如己在缧绁；民陷水火，如己陷水火。凡民疾苦，皆如己疾苦也”。明代丘浚认为“刑者，所以辅政弼教”，提倡“治狱必先宽”“罪疑从轻”“遇有疑狱，会众详谳”，反对使用“惨刻之刑”。

　　慎刑思想内涵，本质上而言，主张德礼是治国之本，立法、刑罚应坚持审慎、宽缓原则。从形式上来说，慎刑思想经过历史演绎，已渗透到对统治者德性的要求和法律运作的全过程，具体体现在对刑罚理念、刑事制度和司法伦理的认识：

　　其一，刑罚理念的体现。多体现在古代统治者对刑律制定、运用的基本认识。如西汉文景帝“约法省刑”，废除肉刑。东汉初期，汉明帝下诏“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唐朝高祖提出刑法“务在宽简，取便于时”。北宋“真宗性宽慈，尤慎刑辟”。清康熙晓谕三法司“帝王以德化民，以刑弼教，莫不敬慎庶狱”。

　　其二，刑事制度的体现。主要体现在刑事原则和审理制度上。就刑事原则而言，包括寓教于罚、刑罚世轻世重、罪疑惟轻等。寓教于罚，通过设立“乡八刑”“五刑”等作为犯罪预防措施。通过有德望的长者教化后处理纠纷，以达和解；刑罚世轻世重，要求形成“治世用轻典，乱世用重典”的传统；罪疑惟轻，要求立足“好生之德”“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对犯罪事实和法律适用存疑时，对犯罪者降等处罚、罪疑从赎、罪疑从赦。就审理制度而言，慎刑思想在古代案件审理中能够保障据实断案、公正处罚的实现。横向层面，“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遇有疑狱，会众详谳”；纵向层面，皇帝、中央、地方各级官员在不同机关参与案件侦办、审理和复核，制定“转审”“京控”“录囚”等机制。对于死刑的适用，从判决到推勘、复核都有严格程序，坚持“九卿议刑”“三复奏”“五复奏”制度等。

　　其三，司法伦理的体现。主要体现在对司法官员职业道德修养的要求上，《慎刑箴》指出“慎刑之至者，既如其幽圄可恤，当视所治之人，皆如己子，必在乎始末，疚心而轸念焉！无怠忽，无苛留，盖报应之的，其福称是。理贯神明，灼然无疑”。即主张断案者应以悲悯仁爱之心审理案件、对待罪犯，秉持“公清”“明察”“仁恕”“平允”四德。丘浚在《慎刑宪》中也强调司法官应具备“仁心”，才能“真诚知狱之为重”，才能“不滥不纵”“不偏于此，亦不倚于彼”，只“惟其情实”。

　　以“大德小刑”为核心要义的慎刑思想，体现了法律的宽和与谦抑，对现代法治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本文系2023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社会治理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宗教习惯法研究”（项目编号：23SKJD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