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是清代名吏，以廉洁勤勉著称，曾被康熙帝称为“天下第一廉吏”。在历史上，他不仅以自身的楷模行动宣传教化、和息争讼，同时还通过撰写判词和批词的方式，寓教于判，劝民向善。从具体内容看，于成龙的判词以散判为主，语言灵活、质朴，重视对事实和法律的分析，其中蕴藏着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质，承载着历久弥新的司法智慧。

　　息争止讼

　　“无讼”，即没有讼争或不发生任何讼争，是古代司法官员处理“刑名词讼”的终极理想。无讼思想根源于先秦儒家学说，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于成龙同样崇尚无讼思想，他的判词具有非常明显的“息争止讼”的价值取向。但同时，他又深知社会上的“刑名词讼”是无法杜绝的。因而，他的无讼追求，实际上就是通过惩治健讼、滥讼之人，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当或不必要之诉讼的发生。

　　从具体案件看，于成龙会通过撰写批词，以拒绝受理的方式，打击健讼、滥讼行为，从根源上减少讼争的发生。在其“诬告强奸之妙批”中，于成龙在阅览原告诉状时，识破其诬告意图，于是“批斥不准”，做出拒绝受理决定，同时对当事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免去了一场不必要的诉讼。再如，在“土豪缠讼之批”中，原告江峰清之子被寡妇沈宗氏之子所打，江峰清在沈宗氏已经赔礼道歉的情况下，又诉其偿银三十两。于成龙收到诉状后，见其状文支离闪烁，于是对江峰清的滥诉行为大加挞伐，认为“区区小事，亦不应涉讼”，最后要求江峰清，其子若有伤，三日内抬县检验，若无伤，则从此了事，并称“若妄思争讼，饰词干渎，本县先将尔拘县惩办，以为恃势凌寡孤者之儆戒”。于成龙的一番操作，不仅平息了当前的讼争，而且避免了新矛盾的产生，维护了当事人之间未来长久的和谐关系。

　　文法结合

　　于成龙的判词具有“文法结合”的语言风格，其突出表现就是修辞手法和法律术语的综合运用。于成龙虽非进士出身，但却拥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擅长写作。他在写作判词时，会根据案件事实以及写作需求，灵活运用比喻、借代、排比、用典等各种修辞手法强化说理，增强判决的说服力。他的“婚姻不遂之妙判”，开头便是“《关雎》咏好逑之什，《周礼》重嫁娶之仪。男欢女悦，原属恒情；夫唱妇随，斯称良偶……”，整篇判词采用骈体形式，精于用典、善于譬喻，简明扼要，极富文采，堪比六朝辞赋之美。

　　当然，于成龙在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增强判决亲和力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法律专业术语的运用。例如，其判词中，有很多体现文书结构形式的法律术语。他常以“禀悉”“审得”“查例载”“按律”“此判”“此批”等词语来安排判词的文本结构，颇类似于“事实——理由——判决”或“给出结论——分析理由——回归结论”的三段式判决。在“欠债诬陷之妙判”中，于成龙以“审得陈敏生呈控吕思义一案”开篇，然后紧接着给出结论“本县研鞫数四，真相业已明白：此事吕思义实有不是，欠债不还一罪也，图谋诬陷二罪也”；继而“查例”说理、分析案情；随后进行教化，如“吾国开基之正，得民之盛”云云；最后以“按律”作结，作出判决，并申明“除详报抚臬宪外，此判”。不得不说，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在文本结构上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的。

　　明理教化

　　司法劝诫和教化在古代判词中是普遍存在的。几乎在所有的判词当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明理教化的影子。所谓教化，就是司法官员通过言情说理，调处矛盾、化解纠纷，进而预防和减少纠纷发生的行为，其目的是“禁于已然，教于未犯”。在“息争止讼”的价值导向下，于成龙非常重视矛盾根源的消解，而消解矛盾根源的重要方法就是明理教化。明理是化解纠纷、平息矛盾的基础，也是实施教化的前提。于成龙非常擅长说理，在其经典判词和批词当中，析理非常犀利。如上述“欠债诬陷之妙判”“诬告强奸之妙批”以及“土豪缠讼之妙批”中，都有极富逻辑性的说理和分析。

　　在明理的基础上，于成龙施以“教化”调处矛盾，预防和减少纠纷的发生。不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纠纷，于成龙通常都会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劝诫和教化，使其充分知晓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理解其行为在法律上的相应评价。例如，于成龙在“诬告强奸之妙批”中，便言：“为善为恶，一秉良知，孰是孰非，听诸公论。”同时，这种“明理教化”的效果往往也是比较明显的，通常都能够使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以及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知错就改、相互谅解。

　　援法定罪

　　我国古代有着援法断狱的司法传统，历朝律法多对“援法定罪”问题作出规定。《唐律疏议》规定：“（断狱）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宋刑统》继承了唐律援法而治的精神与规定，并创立了鞫谳判分司制度。明清以来的律例也都对司法过程中“援法定罪”的问题作出了规定，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写作判词时，需恪守“援法定罪”的基本原则。例如《大清律例》规定，“凡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笞三十。”

　　作为循吏的于成龙，严守法度，非常重视法律条文在判词中的援引、解释和适用。在判词写作过程中，于成龙一般都会将法律作为判决的基本依据和主要依据。例如，在“欠债诬陷之妙判”中，于成龙援引律、例、上谕等裁判依据，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准确的适用，最后判决吕思义“杖二百，流三千里，妻孥发配，家资入官”。值得注意的是，于成龙不仅善于援法定罪，而且善于综合运用各种裁判依据处理刑名词讼。他在援引法律来分析案情的同时，还能够兼顾情理等因素，综合考量，灵活判决，保障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平。

　　从现代司法的角度审视，于成龙判词中所蕴含的司法智慧，对现代裁判文书写作仍有些许启示意义。一是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制作裁判文书的基本价值导向，并融入裁判文书，实现司法判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二是应重视修辞方法的甄别运用、法律条文的援引解释，不断提升判决亲和力和说服力，为判决的有效执行奠定基础。三是应坚持严谨的制判态度、科学的制判方法，严格依法判决。于成龙在处理“吕思义案”时，曾“三搜其宅，五询其邻”，才最终决定不予立案，其审慎之态度，可见一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这离不开对新时代优秀司法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同时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滋养和润泽。我们应当积极从古代司法活动中总结经验教训，尤其是要善于从于成龙等古代优秀司法官员的经典判词作品中，发现智慧、汲取营养。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